（转载）诗病点的1
本帖最后由 白雪 于 2013-9-11 06:33 编辑语涉浅俗：语出《六一诗话》。在“言语”方面，欧阳修主张精工雕琢，反对不加修饰而过于浅俗。其言曰：“圣俞尝云：诗句义理虽通，语涉浅俗而可笑者，亦其病也。如有《赠渔父》一联云：‘眼前不见市朝事，耳畔惟闻风水声’，说者云：‘患肝肾风’。又有咏诗者云：‘尽日觅不得，有时还自来’，本谓诗之好句难得耳，而说者云：‘此失却猫儿诗’。人皆以为笑也。”此虽为梅圣俞之言，其实也正是欧阳修之意。在他看来，诗句之产生歧义，乃缘于语句浅俗易解，因此诗语得之过易，反致作者本意被人歪曲。关于此点，他还有数则诗话，复申其旨。如“有禄肥妻子，无恩及吏民”之遭人误解，盖因“其语多得于容易”；吕文穆公“挑尽寒灯梦不成”之被胡旦讥为“乃是一渴睡汉耳”，实亦因其出语浅俗。但对于今人而言，特别是对初学者，不可过于苛求，要择其善而言之。诗歌创作既要有思想内容，又必须注意艺术表现。这样才能避免浅俗，克服浮艳；才能创造出既富于思想内容，艺术上又很精到的诗歌。如果写诗措辞把简洁凝练误认为是浅俗，这不能不说是一大误区。可见要做到立意高，第一步还是先把措辞的基本功打好。理有不通：语出《六一诗话》。在“意义”方面，欧阳修主张应当事理真实，即所谓“事信”，艺术的真实应当与生活的真实相一致，反对只求好句而不顾事理是否真实可信。如：“诗人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亦语病也。如‘袖中谏草朝天去，头上宫花侍宴归’，诚佳句也，但进谏必以章疏，无直用稿草之理。唐人有诗云：‘姑苏台下寒山寺，半夜钟声到客船’，说者亦云句则佳矣，其如三更不是打钟时（后来南宋叶梦得在他的《石林诗话》中说：“欧公尝病其半夜非打钟时，盖未尝至吴中。今吴中寺，实夜半打钟。”他们说明早在唐以前的南朝，晚在唐以后的南宋，苏州一带都有半夜打钟的习俗。欧阳修的指责，不过是少见多怪而已。）。如贾岛《哭僧》云：‘写留行道影，焚却坐禅声’，时谓烧杀活和尚，此尤可笑也。若‘步随青山影，坐学白骨塔’，‘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皆岛诗，何精粗顿异也?”作者连举数例，说明诗句虽佳，但理有不通；更以贾岛优劣诗句正反对比，说明事理通达与否正是诗之精粗的一条重要标准。而作为欣赏者，要真正弄懂诗歌所表达的生活真实，也必须弄清诗句中每一词的具体含义。所以他考证了李白《戏杜甫》中“借问别来太瘦生”之“太瘦生”一词为语助；而对陶谷“尖檐帽子卑凡厮，短幼靴儿末厥兵”中之“末厥”一词，王建《霓裳词》中“听风听水作霓裳”之“听风听水”一语，以不得其解而深感遗憾，并录之以俟后来能知者。《六一诗话》的考证字句，实是为了求得事理之通“信”。 好奇务新：语出苏轼东坡诗话》。“诗须要有为而作用事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好奇务新乃诗之病”。苏轼针对诗歌创作中的因袭模拟及一味追新逐奇的两种偏向立论从创建新的诗歌体要求出发对作诗用意提出了两条原则：一是主张诗作从故实中化出新意，二是强调从俗事俗语中见出雅趣。苏轼之论将通达透脱的艺术原则落实到了对诗歌创作具体技巧的要求中体现出强烈的革新精神与适度把握陌生化审美追求的特征。在创作实践中，苏轼不仅语言方面大量采用和提炼了不少以前不能人诗的俚语、俗语、方言，并致力于让旧的语言获得新的更丰富的内涵，用典时注意使用佛经、道书、小说、稗史中的一些故实；在题材的发掘与丰富方面，注意表现日常生活和普通题材，写平常人的细致感受、复杂情感。他曾指出“街谈市语，皆可人诗，但要人熔化耳”。清人叶燮高度评价了苏轼在这方面的成功尝试：“苏诗包罗万象，鄙谚小说，无不可用。比之铜铁铅锡，一经其陶铸，皆成精金”。黄庭坚也并非一味的翻空出奇，他曾告诫别人“好作奇语，自是文章病。当以理为主，理得而辞顺，文章自然出群拔萃”。并一再推崇杜甫夔州以后诗“不烦绳削而自合”，“无意而意已至哑，“平淡而山高水深”。在其创作实践中，一些世俗的题材内容、粗浅的语言形式，甚至某些格调不高的表现对象，经过作者的“点石成金”的提炼和处理，变成精美诗句。正尔填实：语出《彦周诗话》。“凡作诗若正尔填实，谓之「点鬼簿」，亦谓之「堆垛死尸」。”。什么叫“点鬼簿”呢？唐张鷟《朝野佥载》卷六：“时杨(杨炯)之为文，好以古人姓名连用，如‘张平子之略谈，陆士衡之所记’，‘潘安仁宜其陋矣，仲长统何足知之’。号为点鬼簿。”。后用“点鬼簿”讥刺诗文的滥用古人姓名或堆砌过实。同理，“堆垛死尸”也就是比喻写作时堆砌典故。虽说“点鬼簿”一直为人所诟病，但它偏偏能扎根文坛千年而不朽。古诗引句论典不足为耻。用得巧妙，就是真功夫。细看杜甫诗，用典化境。难道老杜可以，别人就不可以？问题就出在用得妙不妙。黄山谷曾把人家的文句稍加点化称为“灵丹一粒，点铁成金”（点不好的，就叫“点金成铁”）。 诗人们读书多，情不自禁要掉书袋；总想在字里行间增加历史文化的厚重感；觉得好句子总被古人先占了，好歹也得分我杯羹；当然，也有一种可能是感到自己才思枯竭，只好依傍古人。用典过多或者用典邪僻，会给阅读的人带来很大的理解障碍，必须依靠评注等较为专业的书籍才能大概把握住诗词内涵。如果掌握的不好，化用的不当，那还不如不用。用典应该是借尸还魂，而不是堆垛古尸。用典太多，拘泥不化，就是把抄诗当作诗了。有这么一种说法：用典用得好的，如同己出，用不好的，就落下“抄袭”的恶名。唐人皎然把“偷”也分为几种：偷语、偷意、偷势。偷意、偷势还需要一点巧妙功夫，至于偷语，简直就是蠢人，下流了。自相矛盾: 语出明人朱承爵《存馀堂诗话》：“作诗凡一篇之中，亦忌用自相矛盾语。” 东坡有“日日出东门，寻步东城游。城门抱关卒，怪我此何求。我亦无所求，驾言写我忧”。章子厚评之云“前步而后驾，何其上下纷纷也？”东坡闻之曰“吾以尻为轮，以神为马，何曾上下乎？”参寥子谓其文过似孙子荆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然终是诗病。句子“不合逻辑”在事理上讲不过去。当今一些作者一味强求华丽之词，有悖于春夏秋冬、南北东西之节令，任意挥洒“椽笔”，当种不种，该收不收；当开不开，应谢未谢，天自一方境界，以此类推，悲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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