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溟诗话·卷一》之四十六讲 - 诗词太姥

晋傅咸集七经语为诗；北齐刘昼缉缀一赋，名为《六合》。魏收曰：“赋名《六合》，其愚已甚；及观其赋，又愚於名。”後之集句肇於此。

注释：⑴ 傅咸，字长虞，西晋文学家。今存诗10余首，风格庄重典雅，但缺乏诗情。⑵ 七经，是指东汉·蔡邕《熹平石经》所载七经：“易、诗、书、仪礼、春秋、论语、公羊”。⑶ 刘昼，字孔昭，北齐文学家，著有《刘子新论》等。⑷ 六合，多义，刘昼所作《六合》，是指天地四方，泛指天下或宇宙。⑸ 魏收，字伯起，小名佛助，南北朝时期文学家、史学家，工诗善赋，与温子升、邢邵并称“北地三才子”。⑹ 集句，即集句诗，是指通过“集”他人之“句”而成的诗，亦称为“四体”诗。

谢榛这段诗话，是讲以“集句”形式作诗、作赋的源头。谢榛认为，以集句作“诗”，乃肇于西晋的文学家傅咸；而以集句作“赋”，则始于南北朝时期的北齐文学家刘子，即刘孔昭昼。

集句，是集句诗或集句体诗的省称。集句，就是指通过“集”古人诗文之“句”的方式作诗。唐宋以来，集句而成的诗，不但要有崭新的主旨和内容，还要符合诗词格律，上下一气，浑然天成。唐人把“集句”称之为“四体”诗, 至宋时方盛行，故又称为集唐诗、集锦诗。由此可见，在古代要创作一首毫无斧凿之气，意义又相连贯的集句诗，没有博闻强记，没有对所集的原诗句融会贯通，没有如出一体的能力，是很难做到。据说宋朝王安石于此体最为擅长，能因难见巧，信手拈来，顷刻而就，主要是因为他的记忆力超强，能够过目不忘‌。

在诗话中，谢榛认为西晋傅咸《七经诗》是“集句诗”的发端，即“肇於此”。谢榛这一观点，或许是来自元代丽水人陈绎曾。陈绎曾《诗谱·杂体》记载：“晋傅咸作《七经》诗，其《毛诗》一篇略曰……此乃集句诗之始。或谓集句起于王安石，非也。”西晋·傅咸所作的《七经》诗，共有七首，就是说，他根据七部经书中的句子，集成七首诗。

“七经”的名目，从东汉至今，历来说法不一。但因为傅咸是西晋文学家，所以，他集的“七经”诗，一定是依据西晋之前流行的说法。也就是东汉时期蔡邕《熹平石经》所记载的：《易经》《诗经》《书经》《仪礼》《春秋》《公羊》《论语》等七经。在傅咸之后，南朝梁刘勰的《文心雕龙》，也曾对其中五经进行了解释，曰：“易”惟谈天入神致用，以论、说、辞、序统其首；“诗”主情志，以赋、颂、歌、赞立其本；“书”实记言，以诏、策、章、奏发起源；“礼”为立体，以铭、诔、箴、祝总其端；“春秋”辨理，以纪、传、盟、檄为其根。《春秋》是中国现存的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按年记载了春秋时鲁国从隐公元年到哀公十四年或十六年间的历史大事，为鲁国历代史官世袭相承集体编录，孔子将之作为教材进行整理。

至于刘勰为什么没有提到《公羊》《论语》，主要原因在于《公羊》是一部注释《春秋》的书，故也称《春秋公羊传》。历史上注释《春秋》的书共有“三传”：《公羊传》《谷梁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是属于以义解经，《左传》则以事解经。也因此，在唐代的“七经”中，《公羊》就被《乐经》所替代。而《论语》则是一部以记言为主的语录体散文集。因其集中体现了孔子的社会伦理、道德思想、政治主张、教育理念、哲学思辨‌等价值体系，故东汉也将之作为一经来学习。

应该说，傅咸将这些“七经”中的文言句子，集句成诗，其诗必然是乏味的，且说教的成份也必然很高，因此，人们认为其庄重典雅有余而诗情不足。这或许是傅咸这个人喜欢文论的缘故。据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张明华教授《集句诗嬗变研究》一书记述，傅咸所集作的《毛诗》是这样的，其诗云：

聿修厥德，令终有俶。勉尔遁思，我言维服。

盗言孔甘，其何能淑。谗人罔极，有腼面目。

《毛诗》，也就是《诗经》。因此，这首诗就由《诗经》中“大雅”和“小雅”句子构成。换句话说，是由《大雅·文王》《大雅·既醉》《小雅·白驹》《大雅·板》《小雅·巧言》《大雅·桑柔》《小雅·青蝇》《小雅·何人斯》等八首诗中的句子构成。其诗大意是：继承发扬先人的德行，就要修养自身的品行，还要始终保持这美好的品行。勉励自己安心职守，克制退隐念头，我所说的你要信服听从。谗佞小人的言语，本来就格外甘甜动听，但听了这些话，怎么能有好的结果。小人的言行没有准则，厚着脸皮真是令人不齿。

傅咸这首集句诗，是用《诗经》的句子集成，虽说诗情不足，但毕竟是集《诗经》中的句子，还有点诗味。至于傅咸其它的“七经”诗，由于文体的不同，句子长短不一，只能通过增减文字而成其四言，所以，就更没有什么诗味了。比如傅咸集句的《论语》诗，其诗云：

守死善道，磨而不磷。直哉史鱼，可谓大臣。见危授命，能致其身。

克己复礼，学优则仕。富贵在天，为仁由己。以道事君，死而后已。

这就是典型的“以文为诗”了。但不管怎么说，傅咸《七经诗》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集句诗，开创了中国传统诗词领域中的一种新体裁，是不容置疑的。也因此，初步确立了我国集句诗的基本特征：全篇诗句都是取自前人的不同诗文中句子；依据新的主旨，重新排列组合，构建出新的意境；同时，符合所仿诗体的韵律规则，且“浑然天成”，无拼凑斧凿之痕，最终成为一首意脉贯通的新诗，以达到“借他人壶觞，浇自己垒块”的目的。

此外，谢榛还提到了北齐刘昼缉缀的《六合》集句赋。认为北齐刘昼的《六合》是“集句赋”的先河。在诗话中，谢榛对刘昼《六合赋》没有好的评价，主要是他受到北朝辞赋家魏收的影响。在《古今笑史·矜嫚部》一书中，记载着刘昼创作并呈送《六合赋》的故事。书名中的“矜嫚”二字，意指故事中人物有倨傲轻慢的态度。其文曰：

刘孔昭昼缉缀一赋，以《六合》为名，自谓绝伦，吟讽不辍。曾以此赋呈魏收而不拜，收忿谓曰：“赋名《六合》，已是大愚；文又愚于《六合》；君四体又愚于文。”刘不胜忿，以示邢子才。子才曰：“君此赋，正似疥骆驼，伏而无妩媚。”

文中的“魏收”和“邢子才”都是北朝著名辞赋家。其二人加上“温子升”，在文学史上被并称为“北地三才子”。他们对刘昼的批评，其影响是巨大的，以致于使后来的文学批评家，多多少少都受此影响。实际上，也正因为他们的批评，反而使刘昼的《六合赋》，在当时得到广泛的传播。

其实，《古今笑史·矜嫚部》中的这段文字，并不完全是批评刘昼的《六合赋》不好，主要还是指刘昼的倨傲轻慢态度，给他带来不好的结果。故事中的刘昼上呈文章时，态度很是“矜嫚”，“立而不拜”。魏收是北魏、东魏、北齐三朝元老，著名辞赋家，而刘昼只是北齐的一个“考策不第”的秀才，却自恃其“高才”。魏收看到刘昼这样“无礼”，必然是“忿谓曰”。刘昼作《六合赋》，这里的“六合”，是指天地四方。魏收讥讽说：赋写天地四方，本身就很愚笨无知，不明事理，况且还是“四体”，即集别人的句子来写，就更可笑了。

袁枚在《随园诗话》中也曾说过：“试问：古人可有咏天地者乎？六朝刘昼赋《六合》，一时有‘疥骆驼’之讥。”“疥骆驼”，就是邢子才说的，其意是指生了疥疮的骆驼，不为人所喜爱。

不过，刘昼还是很有才华的，不然他作为一个不第秀才，就不会被编入《北史·儒林传》中，也不会被人称为“刘子”。而他的《六合赋》行文“古拙”，又以集句形式创作，没有非凡的记忆和才识，也是一定写不出来的。他之所以不第，很大原因是他的性格造成的。北齐孝昭皇帝在晋阳城（今山西太原）即位时，曾经号召全国士子大胆提意见，刘昼很高兴，以为“董仲舒、公孙弘可以出矣。”“乃步诣晋阳上书，言亦切直，而多非世要，终不见收采。”也就是说，刘昼天真的以为皇帝说话一言九鼎，于是响应皇帝旨意上书提意见，说了一大堆当朝的不好之处，结果，皇帝不理睬他。因此，刘昼发愤撰《高才不遇传》。在四十八岁时，虽然得到冀州刺史郦伯伟，陇西刺史李玙的赏识和举荐，但始终得不到上层的重用，一直到了五十二岁时，郁郁寡欢，病死在家中。

我国近代著名学者、诗人、教育家沈尹默，曾经写了一首《文儒咏》来评价刘昼，其诗云：

刘生赋六合，才识自惊众。郦李不蔽贤，魏邢何多讽。

干君敷帝道，除令志神梦。堪嗟时不济，鬼语时矜重。

沈尹默诗中的《帝道》，就是刘昼将上书给皇帝的信件，集录而成的，后又著《刘子新论·贪爱》篇（或称《金箱璧言》），内容“盖以指讥政之不良”，其书后被收入清代乾隆时期编修的《钦定四库全书》之中。

总之，对于集句诗，集句赋，谢榛在这里主要是说发端的问题，接着，谢榛还说了集句的发扬光大，这是下一节诗话的内容。

（刘建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