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溟诗话·卷一》之五十九讲 - 诗词太姥

《国宝新编》曰：“唐风既成，诗自为格，不与《雅》《颂》同趣，汉魏变于《雅》《颂》，唐体沿於《国风》。《雅》言多尽，《风》辞则微。今以《雅》文为近诗，未尝不流於宋也。”此王钦佩但为律诗而言，非古体之法也。

注：⑴《国宝新编》，以人物略传为主，为明朝顾璘编撰。⑵ 王钦佩，即王韦，字钦佩，官至南京太仆寺少卿。其与顾璘、陈沂，并称“金陵三俊”。与顾璘、陈沂、朱应登，并称“江东四大家”。为诗婉丽多致，隽味难穷，然失之纤弱

谢榛这段诗话，通过《国宝新编》里的王钦佩诗论，说明传统诗体的流变，即辨析《诗经》“风、雅、颂”不同体式对后世诗歌的影响。就是说，唐诗的风格，偏重于《国风》，其语言表达方式，较为含蓄、委婉；其内容的表达，也较为隐晦，意在言外，余味悠长。而汉魏古诗风格，则偏重于《雅》《颂》，其语言表达方式，较为直接、明确；其内容的表达，也较为完整，常把意思说透。而宋诗风格亦有如是现象。

因此，谢榛认为王钦佩的观点，即今人学律绝诗，也应以绍承“唐风”为主，若是绍承《雅》《颂》那种铺陈直叙、抽象议论的写法，“未尝不流於宋也”，即很容易走向以议论为诗的路径。当然，谢榛最后还强调王钦佩这一观点，“但为律诗而言，非古体之法也”，意思是说，“唐风”绍承“国风”，只是针对唐代律绝诗的作法而言，与唐代古体诗的作法无关。

《国宝新编》，为明朝南京刑部尚书顾璘所编撰。顾璘，字华玉，吴县人，颇负才名，喜诗好友。他之所以撰写这本《国宝新编》，是因为慨叹知交的凋零，而略叙数语以存其人，也因此书的内容就是与其同时代友人的略传。其中入编的人物有：李梦阳、何景明、祝允明、徐祯卿、朱应登、赵鹤、郑善夫、都穆、景旸、王韦、唐寅、孙一元、王宠等十三人。谢榛诗话中提到的“王钦佩”，就是顾璘“十三友人”中的王韦。而诗话中提到的论诗观点，则是顾璘所写王韦略传中的一段，其文如下：

“王韦，字钦佩，南京人仕。至太仆少卿，孝德纯备，丧母毁瘠，卒。父徽，宪宗朝给事中，直谏有声，少卿承志执节，讫有棱范。历仕留署，匪云要枢，确明职司，金石不挠，不曰孝思维则者乎？

论诗专尚才情，其言曰：‘唐风既成，诗自为格，不与雅颂同趣，汉魏变于雅颂，唐体沿於国风。雅言多尽，风辞则微。今以雅文为近诗，未尝不流於宋也。’故其诗婉丽多致，隽味难穷，或者谓为纤弱，岂知所操之殊向哉。

赞曰：王子维介，明辨义利，千金不捐，一诺无替，词流别代，力绍唐风，亟情独远，执象奚工。”

在略传的前部分，先是介绍王韦的姓名字号、担任的最高职务，即南京太仆寺少卿，大致相当于明代马政系统的副长官。然后简评其为人处事，即“孝德纯备”，言其因母丧过哀而极度孱弱，以致亡故；言其继承父亲风范，虽未出任主官要职，但也极其负责任。并且以《诗经·大雅·下武》“永言孝思，孝思维则”之意，来赞美其仁德出自孝心。文中所谓“不曰孝思维则者乎”句，其意是说：这不正是说明了“孝道是行事的准则”吗？换句话表达，就是王韦所有的行事准则，可以从其孝敬父母的行为中体现出来。

接着，顾璘说明其“论诗专尚才情”，引述了王韦的论诗观点，同时评价其诗歌的特点。最后是总结陈词，先赞其德，为人耿直、明辨义利、志不移改、一诺千金；后赞其才，诗作自成一格、竭力承继唐风、至情独特深远、把握形象极为工整精巧。

可以说，王韦因其“竭力承继唐风”，故对“唐风”亦有深刻的认识，故其言：“唐风即成，诗自为格，不与《雅》《颂》同趣，唐体沿於《国风》。”这里要注意的是，王韦说的“唐风”，既不是指《诗三百》“国风”中的“唐风”，也不是指“唐尧之风”，而是特指唐人律绝诗的风格。其意是：到了唐代，近体诗便已完全定型，都具有自己独特的体制和风格，这就形成了不同于《诗经》中《雅》《颂》的趣味。不过，唐诗与《国风》还是有相似之处，可以说唐诗的抒情传统与审美特质，很大程度上源于《国风》的，因为它传承了“国风”含蓄、委婉的风格。

我们知道，《诗三百》是由“风、雅、颂”的篇章构成的。一般来说，“风”是采集于民间的诗歌，诗经中当时采集了十五个诸侯国的民歌，称之为“十五国风”，即“周豳王召郑（卫魏）齐，陈曹秦桧鄘邶唐。”其中“周”指《周南》，“召”指《召南》，“卫、魏”因同音而作一字读，指的是《卫风》和《魏风》。我们现在所说的“采风”一词，就是源于诗经的采风。“雅”，分为“大小雅”，是士大夫阶层和西周王室贵族创作的诗歌‌，主要用于宴会歌舞中吟唱。一般来说，士大夫创作的以讽谏为主诗歌，称为“小雅”；王室贵族创作的以歌功颂德为主诗歌，称为“大雅”。至于“颂”，大多是王室宗庙在祭祀，或举行重大典礼时的乐歌，内容是在盛赞神明的伟大，重表祖先的盛德，即“颂歌”部分。因此，“风、雅、颂”这三种诗歌都有其各自的特点。

王韦论诗时，之所以说“唐体沿於《国风》”，其原因在于“《雅》言多尽，《风》辞则微。”意思是说，“大小雅”的诗章，其语言表达方式，大都是板滞严正，较为直接、明确，把该说的道理都说完了，没有余味。而“十五国风”的诗章，用语则较为含蓄、委婉，灵活自由，简约而微妙。

也可这么认为，王韦的观点是：唐诗的风格与“国风”的风格近似，是以生动的形象为主，通过生动的形象来抒写作者性情；而汉魏古诗及宋诗的主流创作取向更接近于《大小雅》，多以直陈的方式说理、讽谏或颂美，表达的比较直接明白。因此他接着说：“今以《雅》文为近诗，未尝不流于宋也。”这里的“今”，是指王韦所在的明朝“弘治中兴”时期。

谢榛在引用王韦论诗观点之时，也提出自己的看法：“此王钦佩但为律诗而言，非古体之法也。”其意是，王韦的观点，仅仅是针对唐宋律诗体制来讲的，这与唐宋古体诗的创作方法没太大的关系。因为，唐宋古体诗主题丰富多样，既有描写自然风光，表达个人情感的作品，也有反映社会现实，人民疾苦的作品，与汉魏古诗体制大致相同。也因此，其诗歌风格可以多样，作者的情感表达和意境的营造，也可以随着主题的变化而变化，绍继“风、雅”，或“变风、变雅”，言情说理均无不可。

另外，谢榛之所以说“王钦佩但为律诗而言”，是因王韦精于唐律，其律有如顾璘赞扬的那样：“词流别代，力绍唐风，亟情独远，执象奚工。”把握诗歌形象极为工整精巧，比如他的五言律诗《游天宁寺》。其诗云：

问年看井幹，结夏闭山门。路夹双峰起，泉流百道喧。

葡萄缠废栋，蛱蝶舞荒园。窈窕堪栖隐，逢人未可言。

注：⑴ 井幹，与“井干”意思不同，这里指井上栏杆，而“井干”是一种房屋结构。⑶ 窈窕，指幽静美好。尾联之意是：这个地方幽静而美丽，足以成为隐居的好地方，只可惜没法对人说。

这首《游天宁寺》诗，以其简洁明快的语言描绘出了天宁寺的景色和氛围。特别是诗中颔联和颈联，对自然界生动、形象的描写，与人的情感巧妙地结合起来，揭示了岁月流转和生命的脆弱与美好。整首诗意境清新，画面感强烈，给人一种宁静、幽雅的感觉。而“窈窕堪栖隐，逢人未可言”这一尾联的情感表达，委婉含蓄，让读者感受到作者的孤独和无法与他人分享内心体验的苦闷。

我们通过对王韦诗歌的赏析，就可以认识到，他对“唐律”的理解是比较深刻的，而其律诗也有着独特的风格。比如，他在创作手法上，就具有‌精工典雅、‌色彩浓丽、含蓄迷离、幽微感伤的特点。同时，他善于运用朦胧的笔调，将景与情交织在一起，与温庭筠、李商隐等人的婉丽柔靡之作有相似之处，具有“十五国风”那样含蓄、委婉、简约而微妙的诗歌特质。由此可见，他认为“唐风既成，诗自为格，不与《雅》《颂》同趣……唐体沿于《国风》”而“《风》辞则微”的观点，也就不奇怪了。

（刘建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