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溟诗话·卷一》之六十二讲 - 诗词太姥

陆机《文赋》曰：“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夫“绮靡”重六朝之弊，“浏亮”非两汉之体。徐昌谷曰：“‘诗缘情而绮靡’。则陆生之所知，固魏诗之查秽耳。”

注：⑴ 陆机，字士衡，西晋文学家，其祖父是华亭侯陆逊。陆机“少有奇才，文章冠世”，与潘岳同为西晋诗坛的代表，形成“太康诗风”，世有“潘江陆海”之称。⑵ 徐昌谷，即徐祯卿，字昌谷，明朝文学家。其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与祝允明、唐寅、文征明齐名，号“吴中四才子”。因其“貌寝”，又比祝允明、唐寅、文征明晚出生一二十年，且在33岁时就去世，故在“江南四才子”传说中，被杜撰的周文宾替代。⑶ 查秽huì，即渣滓秽物，喻诗歌中存在的瑕疵和不足。

谢榛这段诗话，引用徐昌谷《谈艺录》中的观点，对陆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的论断进行了辨析。谢榛认为，陆机的论断直接催生了六朝诗歌过度追求华丽藻饰的浮靡弊病，偏离了汉魏古诗的质朴传统；同时“浏亮”这一赋论标准，也不符合两汉古赋的典型特征。而在徐昌谷看来，陆机所知道“诗缘情而绮靡”，只不过是魏晋诗歌中的瑕疵与不足，即所谓的“固魏诗之查秽”。这里的“魏诗”，是泛指魏晋时期的诗歌；“查秽”一词，喻指瑕疵和不足，也就是诗歌创作中追求“绮靡”的不良倾向。

那么，陆机“诗缘情而绮靡”究竟是何意思？

这里的“诗缘情”，意指诗歌是为了抒发作者的真实情感而创作。“诗缘情”观点，虽说是陆机首次提出，强调诗歌因情动而生，但其思想源头可追溯至《毛诗序》。《毛诗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长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段序言清晰阐述了诗歌言志、抒情的两大特点，认为诗歌以言志为主、缘情为辅，二者是统一的。但到陆机《文赋》中，却将个人情感确立为诗歌创作的核心动因，将《毛诗序》中原本依附于政教之“志”的“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观点独立出来，正式形成“诗缘情”的论断。

也由此该论断后来成为诗界的主流观点，在诗歌史中拥有极强的普遍性与延续性：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情采》中提出“情者文之经”，将情感上升为所有文学创作的根本纲领；钟嵘在《诗品》中以“吟咏情性”为核心标准，构建起以情感体验为核心的诗歌品评体系；南宋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辨》中直接点明“诗者，吟咏情性也”，最终把“缘情”锁定为诗歌的核心审美属性。

讲到这里，还不能不提到白居易的“诗缘情”观点。他在《与元九书》中阐述诗歌特性时明确提出：“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并进一步提出诗歌创作中的“根情，苗言、华声、实义”的论断。所谓的“根情”，就是将“情”喻为诗之树的根本；“苗言”，是将“言辞”喻为诗之树的苗干枝叶；“华声”，是将“声律”喻为诗之树绽放的花朵；“实义”，是将“思想内容和教化意义”喻为诗之树的果实，也就是诗歌的核心和灵魂。在白居易的观点中，《毛诗序》所谓的“诗言志”，是根植在“情动于中”的情感基础之上。‌

由此可得出这样的结论：谢榛批评陆机“诗缘情而绮靡”的观点，问题不在于“诗缘情”三字，而在于“绮靡”二字。

唐李善为《文赋》作注时明确界定：“绮靡，精妙之言”，由此可推知陆机的本意：抒发情感的诗歌，应当以精细微妙的文辞形式，来精准承载内在的真挚情感。但“绮靡”二字本身，也天然包含声韵和谐、辞采精妙等要求，因此，“诗缘情而绮靡”这句话，就极易被后世解读为：诗歌的本质特征既然是“情”，那么其“缘情”的风格，也应当偏向柔弱、细腻、华美的特征，当然，对应的辞藻也必须随之艳丽华美。

而从《文赋》的溯源来看，陆机的“绮靡”一说，也是受到当时魏文帝曹丕文论观点的影响。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曾对当时流行的文体作了四种分类，即“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尔后又对这四类文体的风格分别加以要求，曰：“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这里的“诗赋欲丽”，就是指写诗作赋时，要兼顾作品的声韵和谐、文辞对偶、辞藻华丽和优美。而陆机正是在曹丕这一论断的基础上，进一步将“缘情”的内在本质与“绮靡”的外在形式要求绑定，最终完成了从“诗赋欲丽”到“诗缘情而绮靡”的理论升级。

由此，陆机自己也极力去践行这个观点。比如他的一首《班婕妤》诗，就展现出“缘情绮靡”的特点。陆机这首诗，描写了汉成帝嫔妃班婕妤在退居长信宫之后的忧伤悲痛心情。其诗云：

婕妤去辞宠，淹留终不见。寄情在玉阶，托意惟团扇。

春苔暗阶除，秋草芜高殿。黄昏履綦绝，愁来空雨面。

注：⑴ 班婕妤yu，婕妤，是宫中女官名，也是妃嫔称号。班，为其姓氏。⑵ 淹留，指等的时间很长。⑶ 履綦，原指‌鞋上的带子，后喻足迹或踪影。⑷ 雨面，指泪流满面，形容极度的悲伤。“空”，意指愁来泪也白流，没有人会来同情你。

诗中采用借景抒情的手法，整体意象丰富，语词清丽流畅，对仗规整工稳，用典灵动自然，意蕴悠远深长，充分展现出作者在诗歌语言艺术层面的深厚功力，精准契合曹丕提出的“偶丽华美”的审美特点。

这首诗虽属于乐府旧题，却有五言律诗的影子，中两联基本上是对仗的。同时，也符合陆机在《文赋》中自己提出的“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的审美标准。这里的“会意尚巧”，是指在具体的构思过程中要重视巧妙。“遣言贵妍”，是指遣词造句时要以辞藻美妍为标准。“音声迭代”，是指语言的音节、节奏具有抑扬顿挫的音乐美。“五色相宜”，是对上面三句话的整体概括，指诗歌辞藻华丽、音韵和谐，如同五色相互映衬搭配，最终生成色彩层次丰富的效果，从而使作品更富艺术张力。

陆机“缘情绮靡”诗说提出后，影响极为深远。后世文人常以此标准来称赞佳作，甚至将其作为诗的代称：比如《文心雕龙·辨骚》评价《九歌》，称其“绮靡以伤情”；梁代王筠在《昭明太子哀册文》中称赞萧统的创作风格，言其“属词婉约，缘情绮靡”。由此，“缘情绮靡”既成为魏晋时代文学自觉的重要表现与主要特征，也被后世不少文论家视作这一时期文学的瑕疵与弊病。也就是说，魏晋之后有些诗人过度偏执于“绮靡”的形式，在追求作品的精致、辞藻华丽、情感细腻的过程中，忽略了诗歌本应承载的内在思想意义，最终导致作品显得空洞浅薄，既缺乏建安风骨的深度与刚健，也缺乏对社会现实的深刻反思与批判。正如清代纪昀批评的那样：“绮靡”只片面强调了诗的审美属性，却忽视了诗的教化作用。也正因如此，谢榛将其定性为“六朝之弊”，还引徐昌谷的观点进一步批评：“陆生之所知，固魏诗之查秽耳”，意思是陆机所主张的“诗缘情而绮靡”，本质上不过是魏晋诗歌中的糟粕罢了。

谢榛所说的徐昌谷，就是有“吴中诗冠”之称的徐祯卿，“昌谷”是他的字。他才气横溢，是“江南四才子”中唯一考中进士的人，可惜人生短暂，相传是因病学道、服食丹药中毒而亡，年仅33岁。徐昌谷之所以批评陆机观点，是因为他论诗虽也推崇情致，认同“诗缘情”，却不主张“绮靡”的倾向。他的诗歌风格清朗，熔炼精警，在艺术上追求气韵流畅、谨严统一的特点，往往不拘泥于传统对偶和平仄要求，尽显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及才气，他的《在武昌作》五言诗就是这类风格的典型代表。这首诗是徐昌谷客居武昌、秋意渐生时所作，明末“云间三子”之一的李舒章评价这首诗：“八句竟不可断”：全诗一气呵成、不可割裂，写景与抒情浑然一体，句与句之间脉络连贯、意境交互相融，显示出气韵流畅、谨严统一的艺术特点。其诗云：

洞庭叶未下，潇湘秋欲生。高斋今夜雨，独卧武昌城。

重以桑梓念，凄其江汉情。不知天外雁，何事乐长征？

首联直接点明客居所处的江汉地域，以及秋日将临的物候特征。颔联“高斋今夜雨”承接秋意氛围，写秋气渐生之时，诗人独卧武昌城的高斋之中，静听夜雨淅沥。“独卧武昌城”顺势带出后文的桑梓之念。颈联紧承颔联雨夜孤居场景，正因“雨夜独卧”，才催生出故土之思，即“重以桑梓念”。由于思乡之切，便更觉客居江汉的寒冷凄清，即“凄其江汉情”。最后尾联以设问收束全诗，叩问天际鸿雁为何乐于远途跋涉，全然不恋眷乡关。以大雁的南飞迁徙作比，婉转抒发自己远离桑梓、流寓江湘的羁旅感慨。

严格来说，这首诗不算严谨的五律，因为首句就不合律，颔联也不对仗，颈联的“桑梓”和“江汉”的平仄也不对。但这正是徐昌谷学习孟浩然，为突出诗的气韵和格调，而不拘泥格律的结果。由此可见，他评“陆生之所知（绮靡），固魏诗之查秽耳”的观点，就很正常。

陆机《文赋》中紧随“诗缘情而绮靡”的第二句是“赋体物而浏亮”。这里的“体物”，是指铺陈事物的形态和特征，借以抒发情志。“浏亮”，则指行文思路明朗清晰，语言流畅爽利。整句话的意思是：只有通过明朗的思路、清晰的语言来描摹事物的细节和特征，才能达到生动逼真的表达效果，同时自然抒发作者的内在情感。这是陆机对“赋体”审美特征作出的明确界定。但在谢榛看来，这种“浏亮”风格“非两汉之体”，也就是说，“浏亮”这一审美判断，并非两汉时期赋体作品的典型特征。

民间普及文学常识时，常以“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概括古代文学脉络，也不会遗漏“楚辞”，却往往容易把“汉赋”忽略。两汉时期的文学创作，本就以“赋”为主，以“乐府”为辅。赋这种文体讲究文采与韵律，兼具诗歌和散文的双重属性：语句上以四、六字句为基础，错落排布且追求骈偶；语音上要求声韵谐调；文辞层面注重藻饰与用典；内容则侧重铺陈写景、借物抒情，远承《诗经》的赋比兴传统，近接《楚辞》的浪漫脉络。因此，汉赋的艺术特征是多维度的，它不仅具备“浏亮”的特征，也就是所谓的行文思路明朗清晰、语言流畅爽利；还兼具夸张修辞、丰富想象与华丽辞藻等多重特点。

如枚乘《七发》，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扬雄《甘泉赋》《羽猎赋》，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左思《三都赋》等，都是气势宏大的作品。这类作品在描摹整体景物时，注重布局的和谐与统一，铺陈详尽且辞藻华丽，形象立体而生动，不仅细致展现出事物的外在特征，更在其中寄托了作者的情志与志向。由此可见，陆机“赋体物而浏亮”的观点，仅点明了赋体的一个方面，远非汉赋的全部特征。

总之，西晋陆机在《文赋》中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观点，是针对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诗与赋的不同艺术追求作出的判断。尽管谢榛和徐昌谷站在后世诗学立场提出不同看法，指出诗赋在不同历史阶段，艺术特征会呈现出不同的特性，但“诗缘情而绮靡”的核心主张，对后世文学创作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也深刻影响了历代的文学审美取向。

（刘建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