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大会》之后（转载） - 诗词太姥

记得两年前，央视“诗词大会”节目组的编导曾经邀我参加过专题研讨，当时他们就下定决心要打造继汉字大会、成语大会之后的第三个品牌。现在，这个预期目标已经实现。节目播出之时，虽不能说是“万人空巷”，但其收视率之高，在文化类节目中也是令人刮目相看的。尤其在上海，几位选手略出意外的极佳表现，更引起了全市海啸式的反响。人们欣喜地意识到，重拾文化传统，重振民族之魂，已经具备了“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社会风气的根本改变为期不远了。在这一点上，央视一如既往地发挥了很好的引领作用，是功不可没的。

作为一个长期从事“诗教”的教师，在为央视节目点赞的同时，想得更多的是如何借诗词大会这股东风，把普及、提升优秀传统文化的工作做得更扎实，更有效。

任何事物都是具有两面性的，诗词大会也一样。就本质而言，这档节目还是娱乐性的，所以选手在舞台上主要是展示才艺而不是学习文化，当然两者不可截然分割，但也绝不可相互替代的。即以娱乐性相对较少、文化味相对更浓的“百家讲坛”而言，充其量也只能起到宣传、引领的作用，而不能代替自身的扎扎实实的文化学习。于是我想到了鲁迅，他的《娜拉出走之后》写得何等精彩，何等深刻。于是我明白了，任何事情的“之后”，都是值得我们小心翼翼地认真思考的。这便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动因。

诗词大会之后应该做些什么？这当然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在这里我想借用白居易“根情、苗言、花声、实义”的比喻，来谈一点自己的浅见。

一、背诵是“根”

据我所知，现在的普教界有一种值得反思的倾向，那就是过分地强调主观题而轻视客观题，这样做的结果，就势必会忽略背诵的重要性。中国的学术史上本来就有汉学宋学之争，简而言之，汉学重训诂，注重的是文本解读；宋学重阐发，注重的是思想发挥。两者各有所长，应该互补的。但我认为，宋学应该建立在汉学的基础之上才有意义。你对文本都没有吃透，怎么进行阐发呢？现在似乎是个“宋学”盛行的时代，它的极致，就是一些所谓的文化学者对传统经典的胡言乱语。朱维铮先生曾经批评某位学者“胆子真大”，连根本没有看懂的书也敢随意评说。所以我说这次央视开了一个很好的头，整个诗词大会的亮点就是背诵。一点不错，对国学，对诗词就是要老老实实地背诵，它是学习文化传统的根本，没有这个根，开花结果从何谈起？应该说，这种方法的本身就是一个良好的传统。记得当年留校工作的时候，学校党委的盛华书记找我们谈话，说到要向老一辈学者学习时，他举了章培恒先生的例子，说他的学问就是“背”出来的。从诗经一直背到资治通鉴，日积月累，能不成为大学者吗？我认为，书声琅琅，永远是世界上最美妙的声音，一个充满了正能量的社会，就应该用“琅琅”的读书声，去压倒“沙沙”的麻将声，“哔哔”的游戏机声。

我们千万不要低估了人的背诵能力，一个不识字的演员能够背出整台戏的台词唱词，这绝对不能算是“超能力”。历史上“博闻强记”的人多如牛毛，唐代安史乱中的烈士张巡便是其中之一。韩愈的《张中丞传后叙》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张）巡长七尺余，须髯若神。尝见（于）嵩读《汉书》，谓嵩曰：何为（为什么）久读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于书读不过三遍，终身不忘也。因（于是）诵嵩所读书，尽卷（读完），不错一字。嵩惊，以为巡偶熟此卷，因乱抽他帙（其他卷）以试，无不尽然（都是如此）。嵩又取架上诸书（其他书），试以问巡，巡应口（随口）诵无疑（无障碍）。”

据我的估算，一个人在小学阶段完成背诵“唐诗三百首”的任务，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要知道，《唐诗三百首》本来就是一本“蒙学之书”。

二、理解是“苗”

我的老师陈允吉先生曾经绘声绘色地给我描述过私塾的读书情景：教书先生据案而坐，案上一书一戒尺，书是自己看的，戒尺是用来打学生手心的。开学一个月，教书先生很悠闲，布置给学生的任务，就是背书。某个学生自认为背出来了，就到老师跟前背，一个滞顿，一记手心。罚下去重背。一个月后，大家都滚瓜烂熟了，老师才开讲。这便是“开蒙”。

此种教学法自有其道理，比起那种从概念到概念的演绎，效果不知好了多少。所以我认为，理解就像一棵苗，它是必须长在根上的。但是反过来，根上如果不长苗，那么就只能永远的埋在泥土中，而变得毫无意义。这就是背诵和理解的辩证关系。

说到理解，对我们来说实在是任重而道远。因为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文化断层。人们的传统文化知识严重缺失，我实在不忍心再一次举出这样的例子：

几年之前，有个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外国学者竟然把《唐诗三百首》当做对付我们中国人的“武器”。他告诉我说，现在中国的年轻人热衷于学外文，所以走在街上经常会有人同他搭讪，希望能借此练习口语。一次在火车上有个大学生来找他，他无意中掏出一本《唐诗三百首》求教，那个学生立即借故跑了。之后他碰到中国人搭讪就用这种办法，竟然屡试不爽。

这件事给我的震动很大，也许就是我后来致力于“诗教”的一个诱因。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古诗词更是世界文化中的瑰宝。这同样可以从外国人对它的酷爱中得到印证。我的“文化杂咏一百首”中曾经讲到两件事情：

其一曰“魅力”：“古道西风韵最佳，剑桥揖别赴光华。

两年休学从头学，魅力无边天净沙。”其下注云：“英伦学子柏森文，出自贵族豪门，入剑桥法律专业，三年级矣。忽一日，从友人处闻马致远天净沙，竟为其景其情所迷。遂休学两年来复旦专攻古诗词。中国传统文化之魅力于此可见一斑。此亦可为一味崇洋，妄自菲薄者戒。”

其二曰“震撼”：“法兰西有娇娇女，为学中文离故土。

有幸解听长恨歌，泪飞顿作倾盆雨。”其下注云：“余讲古诗文久矣，某次至长恨歌，且读且解，至玄宗思杨之句：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忽有一金发碧眼女郎哭失声，四座愕然。良久乃止。询之，为法兰西巴黎七大之研究生，来复旦进修者。由此知人之情，古今中外交通也；又知长恨歌之震撼力，至大至巨。此亦为中华传统文化魅力之又一例。”

我在讲授诗词时，通常会提出“三性”与“三习”的问题。三性是对我自己的要求，即是准确性、实用性、生动性；三习则是对学员的要求，即是预习、复习、练习。其中的准确性对教师的要求是很高的。因为在古典诗词领域，存在着大量的似是而非的问题。

比如说，诗经与楚辞之间到底有没有过渡形态？因为楚辞的艺术性远高于诗经，在没有外力推动的情况下，这点时间是不可能产生如此重大的飞跃的。这就要求我们用中国文化的二元论来加以解释，也就是中国文化原本是由黄河与长江共同组成的。诗经和楚辞分属两个不同的文化系统，两者并不存在明显的传承关系。而两者的最后融合，产生的是辉煌灿烂的中华文化。

再比如，《诗经硕鼠》的阶级属性问题，教科书上说是奴隶反抗奴隶主的斗争，其说大谬。因为奴隶绝对不会把自己参与生产的东西看成是自己的财产，他们是真正的无产者。所以《硕鼠》只能是奴隶主内部的斗争，即小奴隶主反抗大奴隶主的斗争。诗经中带有反抗意识的诗篇多属此类。

又比如，唐代三大诗人是谁？我做过调查，绝大部分的人都认为是李白、杜甫、白居易。其实这个答案恰恰是错的，因为白居易与李杜相比，明显的差了一个档次。而真正可与李杜匹敌的，只有王维一人。这在历史上乃是一个共识：“吾于天才得李太白，于地才得杜子美，于人才得王摩诘；太白以气韵胜，子美以格律胜，摩诘以理趣胜。”（清徐增《而庵诗话》）、“（王维）自李杜而下，当为第一。”（宋许顗《彦周诗话》）、“玄肃以下诗人，其数什百，语盛唐者，唯高王岑孟四家为最；语四家者，唯右丞公为最。”（明顾起经）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而这些还仅仅是诗歌史上比较宏观的问题，对具体作品的理解问题更多。限于篇幅，只能再举两例。

其一，许多人都把王昌龄的《从军行》（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看作是一首爱国主义的诗篇，尤其是后两句，抗敌的决心为人所称道。其实这两句诗是有歧义的，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成金甲都被磨穿了，还是回不了家。根据整首诗所营造的悲剧气氛，再加上对王昌龄其他作品的理解，应该得出的结论是，这是一首反对唐王朝穷兵黩武的作品。

其二，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的两句：“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上句往往解读成床头因为屋漏了，所以没有干的地方。这样解释，通则通矣，但总觉得句子稍有未洽，既然掀掉了三重茅，难道仅仅是床头湿了吗？这里的关键是“屋漏”两字，《尔雅·释宫》：“西南隅谓之奥，西北隅谓之屋漏，东北隅谓之宧（音怡）……”《辞源》：“房子的西北角。古人设床在屋的北窗旁，因西北角上开有天窗，日光由此照射入室，故称屋漏。”所以，杜甫在这里是说，床头、屋漏等处全都被雨打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