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诗学概念400题1 - 诗词太姥

【诗】在中国诗学的传统与典籍里，诗这个名词有多种合义和用法。作为一个专名，它指的是中国古代“六经”之一的《诗经》。春秋时代，国事活动和诸侯交往中，往往借诗陈言，诗在政治生活中地位相当重要。到孔子时，流传着的各类诗歌超过三千首，孔子曾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又简称《诗》，如孔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汉武帝时设五经傅士，以《诗》为五经之首，称为《诗经》。。构成中国诗这种韵文形式的要素和区分各种诗体的根据，在于每句的字数（四言、五言、七言或杂言等）、每个字的声调（首先是是否讲究声调，其次是如何讲究，用平声抑或用仄声）、每篇的句数（固定抑或不定，如固定则定为几句，是四句、六句、八句或更多）、韵脚的位置和多少（是隔句抑或每句押韵）以及对偶的安排等等。这些方面都是由简到繁、由粗到精地发展起来的。此后，诗体的成长首先体现于每句字数的增加。四言诗流传既久，渐渐衰弱，到汉代，五言为主的倾向渐显，无论民歌还是文人创作，大多以五言为句。七言诗最初产生于民间歌谣，后为文人所学，汉武帝时的《柏梁台联句》被认为七言体诗之始。五言诗创作经验日丰，诗人对艺术的追求日强，又受佛经转读和焚呗声调的影响，对汉语声音的辨析日益精细。南齐永明年间（483-493），“声病说”产生。从此文人做诗开始自觉讲究“四声”（平、上、去、入）的均衡搭配，努力避免“八病”（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正纽、旁纽）的出现。诗人还喜欢在诗中运用俪偶对仗，以求字面之美。延至初唐，这种声律要求严格，句数限定为八句，当中四句必须对仗的五言诗体完全成熟。为了便于和前此不讲声律偶对的古体诗作区分，遂将其称为“近体”，也就是“律诗”。继五言律诗之后，又出现了五言排律、五言绝句、七言律诗和绝句等多种形式的格律诗，近代以来，“诗”还有较广的含义。那就是把萌发于唐代民间曲子而极盛于两宋的"词"，和酝酿于宋代而极盛于元代的“曲”也列入“诗”的范畴。一向被称为“诗馀”的词和“词馀”的曲，实际上己形成了各自独立的体系。

首先是对于诗的内涵“情志”的重视。早在先秦就有“诗言志”的说法。到《诗大序》更明确地论道：“诗者，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由此发端，中国诗论历来认为“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钟嵘《诗品》）为创作诗歌的先决条件，甚至强调“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袁宏道《叙小修诗》），而反对为文造情，无病呻吟以及一切由此带来的弊病，如抄书用典等。

第四，十分注重诗歌的政治教化功用，强调借诗以观察民风国情，用诗以感化教育百姓，所谓“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诗大序》）。这是中国诗的主要价值取向。另一方面，虽然传统诗学对诗歌创作的价值和审美取向均有比较严格的约束，但历代思想卓特、才华横溢的诗人仍然通过各自的途径，创造出了种种富有个性色彩的风格，有的还形成了独特的艺术流派。 “毛诗”成《诗经》的代称，毛诗学也就相当于诗经学。《诗经》、《楚辞》这样的诗歌总集，乐府、歌谣、民谚等诗歌类型，在中国传统学术史中都已形成专门学问，它们既可以单称“诗经学”、“楚辞学”、“乐府学”、“歌谣学”、“民谚学”，同时也是整个中国诗学的组成部分。

宋人欧阳修写了第一部谈诗的随笔《六一诗话》，开创了“诗话”这一门论诗的文学批评体裁。宋以后，特别是清代，诗话的数量更多，对诗话的研究有所加强，并出现了诗话丛书，如《历代诗话》及其《续编》，近人所编的《清诗活》及其《续编》。诗话的内容，一般包括“辨句法、备古今、纪盛德、录异事、正讹误”等几个方面（《许彦周诗话》），史学家章学诚在其《文史通义•诗话》中，将诗话分为“论诗及事”和“论诗及辞”两大类。诗学论文在这方面就优越得多，古代的诗学论文多见于书信和序跋，著名的如唐白居易的《与元九书》、韩愈的《答李翊书》、宋欧阳倍的《梅圣俞诗集序》、苏轼的《书黄子思诗集后》、杨万里的《江西宗派诗序》等。诗学著作也有以诗或图的形式出现的，如杜甫曾作《戏为六绝句》、元好问有《论诗绝句》、唐人张为则有《诗人主客图》。在西方，所谓"诗学"，也有广义狭义之别，其广义者也正是指一般文学理论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