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在文化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其博大的内容、独特的思想和深邃的精神，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 文化大山 《史记》是一座不同寻常的文化大山。它有五种体例，既各自独立，又互相关联，发挥独特作用，形成完整序列，最大限度地展现了历史全貌，开创了历史记载的新体例，开辟了史学发展的新道路、新纪元，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也是中国传记文学的开山之作。 《史记》应时而生，顺应了时代需求。秦始皇一统天下后，“燔灭文章，以愚黔首”，没有来得及总结历史经验就已灭亡。汉高祖时期，主要任务是恢复经济，但也开始让陆贾总结“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的历史经验。经过文景之治，社会稳定。武帝即位，“外攘夷狄，内修法度”，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出现兴盛局面。巩固王朝统治，需要文化思想上的统一。《淮南子》“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开始进行思想方面的综合工作；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宣扬大一统；司马相如的大赋，体现汉代大一统社会的思想观念。宏阔昂扬的时代，应有一部史书系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当朝服务。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生逢盛世，肩负起时代重任。 《史记》跨越时空，从不同角度展示了中华民族从远古的原始部落逐步发展为大一统王朝的历史。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迄雄才大略的汉武帝，贯穿三千年历史，记录了四千多个人物，除汉王朝中原地区外，对周边民族的记载远及今天的中亚西亚，是一幅极为广阔的历史画卷，具有世界史的意义。史学家吕思勉在《秦汉史》中对此予以高度评价：“通史之义有二：萃古今之事于一编，此通乎时者也。合万邦之事于一简，此通诸地者也。自古所谓世界史者，莫不以其所知之地为限。当谈、迁之时，所知之世界，固尽于其书之所著，则谓其书为当时之世界史可也。”这是此前史书所没有的，也是同期世界其他国家历史记载所没有的。十二本纪所载王朝兴衰更替，显示了不同执政者的治国理念和君臣关系、君民关系，是政治学的典型范例。历史如何由对神的崇拜发展到对人的重视，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等人如何认识社会，司马谈如何总结先秦诸子，都包含着深刻的哲学思想。三千年历史，大小战争不计其数，尤其是春秋战国至秦一统天下、楚汉战争、汉匈战争，如何运筹、如何决胜，无不显示着军事学的谋略战术。物质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不同时代、不同区域有不同的经济政策和经济手段，《平准书》《货殖列传》等就是古代经济学的活教材。此外，《史记》还涉及民族学、外交学、天文学、地理学、灾害学、医学、农学、教育学、音乐学、建筑学等。 《史记》是由心血浇铸而成的不朽巨著，关注的不是冷冰冰的历史，而是鲜活的生命。司马家族是史官世家。司马迁“年十岁则诵古文”，后又跟随孔安国、董仲舒学习，20岁时壮游天下，实地考察历史遗迹，收集资料。司马谈临终前嘱其子：“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继承父亲遗志，下决心要继孔子作《春秋》。他因“李陵之祸”而遭受宫刑，想以死来洗刷耻辱，但又想，《史记》没有完成，即使一死，“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于是，他从历史上英雄豪杰、志士仁人的悲惨遭遇中汲取精神力量，以超常的毅力，在逆境中坚持八年，最终完成《史记》，这是两代人用“心”铸就的历史长城。司马迁将自己的感情倾注在历史人物身上，在《史记》中可以看到他本人的影子。如，《管晏列传》管仲曰：“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鲁仲连邹阳列传》：“且吾闻之，规小节者不能成荣名，恶小耻者不能立大功。”有时司马迁则直抒胸臆，如《汲郑列传赞》借翟公所说“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揭露世态炎凉入木三分。《史记》也因此成为充满情感的文化大山，被鲁迅称为“无韵之《离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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