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柳诗话 -开栏的话

白雪

                武昌柳诗话
                   余国民
    开栏的话
   武昌柳,又称武昌官柳、官柳、陶公柳、西门柳、先生柳等。“武昌柳”的名称起始于晋代，发展于唐宋，延续于明清，以至于当代，显出深厚的人文内涵。据《晋书•陶侃传》记载：“(侃 )尝课诸营种柳，都尉夏施盗官柳植之于己门。侃后见，驻车问曰：‘此是武昌西门前柳，何因盗来此种？’施惶怖谢罪。”以后泛称植于武昌的杨柳为“武昌柳”。
  “武昌柳”是鄂州地区一种著名的风物，一张亮丽的名片，晋朝以后，历代文人墨客多有吟咏，并且寄托了人们的种种情思。千百年来，“武昌柳”成为了带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文化意象。为了传承优秀的地域文化，提振民族精神，本报决定开辟“武昌柳诗话”专栏。作者从浩如烟海的历代古典诗词中，选取有关“武昌柳”的诗词作品若干首，加以赏析，以飨读者。

              寄阮郎
               隋•张碧兰
           郎如洛阳花，妾似武昌柳。
           两地惜春风，何时一携手？
   张碧兰，隋代女诗人，生卒年和事迹均不详，有《寄阮郎》诗传世。
   阮郎，原是一个人物典故，其原型人物是指汉代的阮肇。据南朝宋代刘义庆《幽明录》记载，刘晨、阮肇入天台山遇二仙女，构成一段奇缘。后来诗文中常用“阮郎”指代情郎，宋词中有一词牌叫《阮郎归》。《寄阮郎》是女诗人寄给她的情郎的一首小诗。
   这首小诗，诗意芳馥，言短情长，寥寥四句，使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把玩不尽其缠绵温润之意。
起句，“郎如洛阳花”，把情郎比作洛阳花。大家知道，洛阳牡丹甲天下。“洛阳花”在唐宋时专指号称花王的牡丹花，或者说，是芳华美丽、雍容富贵的代称。这里用来指男性，可见女主人公心目中的阮郎，必定是风度翩翩、颜值极高的美男子。次句，“妾似武昌柳”，以“武昌柳”自喻，用意也极为佳妙。自晋代陶侃在武昌种柳之后，“武昌柳”在诗歌中已为常见的意象。杨柳婀娜多姿，到了春天，柳眼舒青，柳眉展翠，柳条千丝万缕，萦人情思。她飘拂在水边楼阁之旁，掩映在月下亭台之际，呈现出一种娇美的姿态。在这里，女诗人以“武昌柳”自况，塑造出一位温婉多情、缠绵柔美的思妇形象。对此，明代状元、诗人和学者杨慎《升庵诗话》评曰：“真花月之妖也。”用“花月之妖”四字评价“武昌柳”这一意象，便是暗喻性的意象批评。“妾似武昌柳”，其依依之态，无尽之情，自不难想见。然而，郎居洛下，妾在江南，分居两地，相隔千里，此时也只能共“惜春风”了，脉脉柔情，殊难自遣。最后两句，“两地惜春风，何时一携手”，遂成极情之语。而无限缠绵悱恻之春思，更使人玩味不尽。未得携手，此情便如此浓烈，那么携手之后呢？其情致之深长，心境之喜悦，更当不言而喻。而句中“何时”一词，又充满多少深情的期待！
此诗儿女情长，似为初恋即以分别之作。女诗人的情郎得此佳作，自当低徊于鸾笺寸楮之间，而情难自已矣。
                                    

             溯江至武昌
                唐•孟浩然
          家本洞庭上，岁时归思催。
          客心徒欲速，江路苦邅回。
          残冻因风解，新梅度腊开。
          行看武昌柳，仿佛映楼台。
   孟浩然（689—740），唐代山水田园诗人，湖北襄阳人，世称“孟襄阳”。孟浩然年青时喜好节义，济人患难，有古人之风。孟浩然在四十岁以前，一直隐居在家乡的鹿门山读书作诗。四十岁时才游历京师长安，相传曾被王维邀至内署，恰遇玄宗到来。玄宗索诗，浩然当即朗诵《岁暮归南山》，有“不才明主弃”之语，玄宗听后生气地说：“卿不求仕，而朕未弃卿，奈何诬我？”（《唐摭言》卷十一）因放还未仕，其后漫游吴、越、湘、闽，但他的大部分岁月是在家乡隐居。他一生没有做过官，是唐代少有的以布衣终身的诗人。著诗二百余首，有 《孟浩然集》。
   从诗的题目看，这首诗是诗人漫游吴、越后岁晚归家溯江而上到达武昌时所作，其内容主要是写沿途所见的武昌风光，抒发了强烈的思乡之情。首联，第一句“家本洞庭上”，交代诗人的家乡所在。诗人的家乡襄阳在汉水之滨，这里说成“洞庭上”，是就大致的方位而言。第二句点名本诗的主旨，“归思”二字，即为诗眼，诗意显豁，总领全诗。思，读去声，名词。一个“催”字，催促，急切，表达出急于归乡的迫切心情，开启下文。颔联抒情，情中有景。“客心徒欲速”主要写情，既照应上句“归思催”，又为下文伏下一笔。年关将至，客心思归，人在旅途，巴不得早点回家。可是，天不遂人愿。这里的“徒”字，准确地表达出“欲速则不达”的心情。下句“江路苦邅回”主要写景，巧妙回答了“徒欲速”的原因。冬天的长江水位很低，溯江而上的道路并不顺利，弯转曲折，难于行进。一个“苦”字，下得很重，人在囧途，江路艰难，心情郁闷，苦不堪言，简直是“山重水复”。颈联写景，景中有情，可谓“柳暗花明”，苦尽甘来。残存的冰冻因为春天的暖风而融解，新鲜的梅花渡过腊月将在枝头绽放。看到残冰解冻，新梅开花，诗人的乡心不禁为之一振，喜从中来，家乡越来越近了，怎不叫人心花怒放！这一联与上一联一“苦”一“乐”，在情绪上形成一个转折，一个对比。尾联写景，以景作结。诗人边走边看，边思边想，你看，那著名的武昌官柳，柳干苍劲，柳枝飘拂，正在吐出新芽，隐隐约约地，掩映着长江边上的亭阁楼台。“五九六九，沿河看柳。”严寒的冬天即将过去，春天的脚步清晰可闻。柳枝吐芽，预示春天的到来。这里仿佛一幅特写，在全诗的末尾勾画出“武昌柳”的形象，突出了冬天“武昌柳”这一意象独特的风姿，具有画龙点睛的效果。
   这是一首五言律诗。“行看武昌柳”，按律，应为平平平仄仄，但这是一个拗句平平仄平仄，句中自救。“武”应用平声却用了仄声，这是“拗”；“昌”应用仄声却用了平声，这是“救”。看，读平声。全诗音律和谐，第二、三两联自然成对，颇为工整，并无斧凿之痕，表明近体诗到了盛唐特别是王维、孟浩然时代，已经非常成熟了。
                                             

               晚泊武昌
                    唐 •钱起
             晚泊武昌岸，津亭疏柳风。
             数株曾手植，好事忆陶公。
  钱起（722—780），字仲文，吴兴（今属浙江）人。唐玄宗天宝十年进士，任秘书省校书郎，肃宗时曾任蓝田县尉，代宗时官至考功郎中。“大历十才子”之一。诗以五言为主，多送别酬赠之作，风格清丽。名篇有《暮春归故山草堂》：“谷口春残黄鸟稀，辛夷花尽杏花飞。始怜幽竹山窗下，不改清阴待我归。”名句有“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等。有《钱考功集》。
   此诗是诗人路过武昌时所作。诗题“晚泊”二字，含义颇丰，既点明了此次旅行到达武昌的时间是在傍晚，同时也交代了此行所凭借的交通工具是船。开头两句意思是说，傍晚，我将船停靠在武昌城外的长江边，弃船上岸；来到渡口旁边一个亭子里，晚风吹拂，稀疏的柳枝轻轻地摇摆。首句叙事，回扣诗题。次句便是写景，津、亭、柳、风，一句四景，要言不烦，其中津口、亭台、晚风这三个意象是略笔，而“柳”这一意象才是主笔。因为“柳”，或者说“杨柳”，才是江南武昌特有的风物。柳，杨柳，在偌大的中国大地，其名声之大，除了历史名城扬州（扬，通“杨”），恐怕就要数江南武昌和岭南柳州了。后两句紧承上句“柳”字而来，展开叙述和回想，在寥寥可数的文字中，对“陶公柳”寄予了深切的挚爱之情。原来，那株株柳树是晋代的陶侃亲手栽种的；至今，人们还常常记起他的名字。
   这首小诗，短短四句，二十个字，主要选取了“陶公柳”这一核心意象，运用白描的手法，写景抒情，不着色彩，用一个“疏”字，勾勒出暮冬或早春“陶公柳”的形象；用一个“忆”字，抒发了诗人对陶侃的赞颂之情。
                                             


              郪城西原送李判官兄、武判官弟赴成都府


                           唐•杜甫

                    凭高送所亲，久坐惜芳辰。
                    远水非无浪，他山自有春。
                    野花随处发，官柳著行新。
                    天际伤愁别，离筵何太频。       
  杜甫（712—770），祖籍湖北襄阳，生于河南巩县（今巩义市）。初唐诗人杜审言之孙。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唐代三大诗人之一，也是我国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后世称其为“诗圣”。代表作“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唐肃宗时，官左拾遗。后入蜀，友人严武推荐他做剑南节度府参谋，加检校工部员外郎。故后世又称他杜拾遗、杜工部。杜甫一生忧国忧民，人格高尚，诗艺精湛，风格多样，而以沉郁为主。其诗显示了唐代由盛转衰的历史过程，被称为“诗史”。有《杜工部集》。
   此诗作于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杜甫因剑南兵马使徐知道叛乱，流亡梓州期间。郪城，也叫郪王城，古郪国的都城，故址在今四川省三台县南郪江乡，唐时属梓州。这是一首送别诗，所送的对象有二，一是李判官，二是武判官，诗人对他们称兄道弟，可见关系比较密切。首联，开宗明义，点明主旨。“送所亲”三字，照应诗题，进一步表明送者与行者的兄弟关系。“久坐惜芳辰”，直抒惜别之情。“久坐”者，恋恋不舍也；“惜芳辰”三字，既见别情之浓，又有总起下文的作用。颔联，一水一山，虚实相生。朋友要去成都府，过郪江，走岷江，一路涉水，岂无风浪之险？这是实写，也是忧虑，表达的是愁情。然而，他山有春，这是虚写，也是宽慰，表达的是可乐之情。一愁一乐，相映成趣。颈联写景，景中有情。紧承上句，选用“野花”和“官柳”两个意象，具体写出可乐的情景。春天到了，随到哪里，野花都在开放；柳树成行地吐出了新芽。这难道不是值得快乐的事吗？著行，同“着行”，作行或成行的意思。这两句诗，是鼓励朋友，要适应新的环境，要学这满山的野花和江边的官柳，到处都可以开花、生长。尾联，陡然一转，直抒胸臆，悲愁怅惘，更进一层。送别之地，不说天府，而说成“天际”，离别之愁，更添几分。“何太频”三字，惜别情景，倍觉悲伤。兄弟二人，俱往成都，故曰“太频”。从中也可以体会到战乱的频繁，送别的习以为常吧。杜甫的沉郁诗风，于此可见一斑。
   纵观杜甫的一生，由北而南，颠沛流离，最后，和屈原一样，在洞庭湖流域走到了生命的终点，其实他并没有到过武昌。诗中所写的“官柳”，只不过是借用了这个意象而已。这里，值得特别关注的是，其一，用“官柳”与“野花”作对仗，极为工整，就像“野梅”对“官柳”一样，自然天成。其二，杜甫生在中原，此时身在四川，顺手拈来“官柳”这一意象，足以见得“官柳”的名声之大。                                            

            
           续韦蟾集《楚辞》句
                唐 •武昌妓
         悲莫悲兮生别离，登山临水送将归。
         武昌无限新栽柳，不见杨花扑面飞。
   武昌妓，姓名不详，是当时从事歌舞的女子，即歌妓。
   韦蟾，字隐珪，晚唐诗人，大中七年进士，官至尚书左丞。有一次，他察访鄂州，离去时当地官员为他设宴饯行。席间，韦蟾用笺书写了《楚辞》中“悲莫悲兮生别离”（屈原《九歌•少司命》）、“登山临水（兮）送将归”（宋玉《九辩》）二句集成的诗句，请座上宾僚续成此诗。一位歌妓泫然起曰：“某不才，不敢染翰，愿口占两句。”歌妓首先续成，满座无不叫绝，一时传为佳话。
   《唐诗别裁》称此诗道：“上两句集得好，下两句续得好。”
   先说韦蟾的集句。熟读古典诗词的人，触景生情时，往往会有诗人词家的名言警句涌上心头，信手拈来，脱口而出。但是将不同出处的诗句，“集”拢来而成新作，很难浑成佳妙。韦蟾的这两句集得好，首先，在于取用自然，对于当前情事非常切合。为他设宴饯行的宾僚是那样重情，而将要离别的人是那样依依不舍，都由这两个名句很好地表达出来。其次，是取用中又有创新。这两句原来并不整齐。“悲莫悲兮生别离”本来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七言句，因为“兮”字是句中的语气词，很虚，用作七言句则将虚字坐实。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共八个字，集者随手删去一字，便成为了标准的七言诗句。这种“组合法”，不拘泥现成的句子，已含化用意味。其三，这两个古老的诗句，一经整合，不但语气连贯，语意明晰，而且连平仄也大致协调。既保存了古意，又符合诗律，可谓妙手偶得。“悲莫悲兮生别离，登山临水送将归”，这是送行者的语气，自当饯行者来续之。但这两句诗出自屈原、宋玉这样的大手笔，集在一起又是那样浑然天成；而送别情意俱在言中，续诗弄不好就成狗尾续貂了。
   再说武昌妓的续诗。首先是自然妥帖，没有刻意制作之嫌。韦蟾的集句主要是抒发当筵之情，而歌妓的续诗则是咏目前之景；集句的手法是“赋”，而续句的手法是“兴”。由于集句已具送别的情意，语似尽露；采用“兴”法以景结情，水到渠成，恰好是一种补救，这里由情到景，虚实相生，使意与境珠联璧合，情与景融为一体。“武昌”“新柳”“杨花”，不仅点名时间、地点和环境，而且渲染气氛，使读者深深体会到宴席上主宾双方浓浓的别离之情。其次，意象优美，语意深婉。杨柳依依，以“武昌柳”写离情，已包含依依惜别的意味；而“杨花扑面飞”，境界更为新奇。一向脍炙人口的宋词名句“春风不解禁杨花，蒙蒙乱扑行人面”（晏殊《踏莎行》）即脱胎于此。“新栽柳”尚且飞花扑人，情意依依，座中故人又岂能无动于衷呢？同时杨花扑面也含有春归之意。“不见”“无限”等语，对于加强咏叹之意，也有点染之效。           
   这首小诗将集句与续作链接在一起，不露痕迹，情景交融 ，浑然一体，实为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