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溟诗话·卷一》之三十二讲

船工

《四溟诗话·卷一》之三十二讲

《麈史》曰：王得仁谓七言始於《垓下歌》，《柏梁》篇祖之。刘存以“交交黄鸟止於桑”为七言之始，合两句为一，误矣。《大雅》曰：“维昔之富不如时。”《颂》曰：“学有缉熙於光明。”此为七言之始，亦非也。盖始於《击壤歌》：“帝力於我何有哉？”《雅颂》之後，有《南山歌》《子产歌》《采葛妇歌》《易水歌》，皆有七言，而未成篇。及《大招》百句，《小招》七十句，七言已盛於楚，但以参差语间之，而观者弗详焉。

注：⑴《麈史》，北宋学者王得臣笔记，凡朝廷掌故，耆旧遗闻，耳目所及，咸登编录，共三卷。⑵ 王得仁、刘存，北宋人物，生平不明。⑶《柏梁》，指柏梁体诗，为汉武帝召集群臣在柏梁台上所作。⑷《大雅》《颂》，均属于诗经中“风雅颂”内容。⑸《击壤歌》，相传为上古尧帝时期的古民谣。⑹《南山歌》《子产歌》《采葛妇歌》《易水歌》，均为先秦春秋战国时期诗歌，散见于史书之中。⑺《大招》，即《楚辞·大招魂》，相传为屈原所作，或曰景差作。⑻《小招》，亦名《招魂》。宋·洪兴祖著的《楚辞补注》曰：“《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李善以《招魂》为《小招》，以有《大招》故也……”

谢榛在这段诗话中，通过《麈史》的观点，来探讨七言诗的起源问题。他认为，《麈史》中记载的王得仁、刘存说法立论不稳，由此提出自己的看法，即七言诗的起源，最早应是《击壤歌》中的“帝力於我何有哉”句‌。同时，谢榛进一步强调，在《三百篇·雅颂》《楚辞》中，皆有七言，只不过句式夹杂参差，未成篇而已。也就是说，没有像汉初的《柏梁》篇那样的完整。

在诗话中首先提到的‌《麈史》，为北宋学者王得臣笔记。书名‌《麈史》的“麈”字，读zhǔ，意为麈尾的省称。而“麈”就是俗称中的“四不像”，学名“麋鹿”，为中国特有物种，古代常将其尾制作拂尘。王得臣自序称：“平生仕途生涯，故自师友之余论、宾僚之燕谈，与耳目之所及，苟有所得，辄皆记之，晚年重加刊定，得二百八十四事，遂类以相从，别为四十四门。”也就是说，这本笔记所辑录的是其宾朋师友的“清谈”内容。而之所以称为《麈史》，是因为这些清谈者常手持麈尾的缘故。《麈史》这本书的书名，现代网络上有时写成《尘史》，那是因为将“麈”字，误为“尘”的繁体字“塵”。

《麈史》曰：“七言始於《垓下歌》，《柏梁》篇祖之。”《垓下歌》是西楚霸王项羽败亡之前吟唱的一首绝命诗。此诗概括了项羽平生的业绩和豪气，表达了他对美人和名驹的怜惜，抒发了他在汉军的重重包围之中，那种充满怨愤和无可奈何的心情。其诗云：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全诗四句二十八个字，相当于一首七言绝句，也就是在两个三字句中加了个“兮”字而成七言诗。王得仁认为《垓下歌》这首诗，应该是七言诗的源头。至于后来汉武帝在柏梁台上与群臣共赋的“柏梁体”七言诗，是对《垓下歌》这种格式的延续。但谢榛认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因为他认为七言的诗句，实际上早早就存在于之前的诗歌之中。

接着，谢榛还反驳了其它的两个观点。先是说刘存认为的“交交黄鸟止於桑”为七言之始，是错误的。因为，出自《诗经·黄鸟》的“交交黄鸟止於桑”，其原文是：“交交黄鸟，止于桑。谁从穆公？子车仲行。”刘存在这首诗中的句读不清，故将两句诗合为一句，所以谢榛说其“误矣”。其次，有人说《大雅·召旻》中的：“维昔之富不如时。”还有《周颂·敬之》中的：“学有缉熙于光明。”为七言之始。但谢榛认为，这也不对的。因为在诗经的“雅颂”篇之前，就已经存在着七言的诗句，那就是诗话中所说的《击壤歌》。意思是：七言诗句“盖始於《击壤歌》：‘帝力於我何有哉？’”

不过，谢榛这句话在我看来，也是可酌的。因为据文献记载，相传诞生于上古尧帝时期的《击壤歌》，其最后一句诗，也就是“帝力於我何有哉”有多个版本。先是东汉王充所著《论衡·感虚篇》的原始版本记载：尧时，五十之民，击壤於涂。观者曰：“大哉，尧之德也！”击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尧何等力？”在这个记载中，并没有七言字句。不过到了西晋，皇甫谧所著《帝王世纪》的版本，最后一句改了，记载曰：尧时，五十之民，击壤於涂。观者曰：“大哉，帝之德也！”，击壤者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可以说，东汉版本的“尧何等力”直白而有力；西晋版本的“帝力何有于我哉”，语义更显完整，也因此后来成为较为权威的定型版本。

除此之外，还有唐欧阳询等人奉唐高祖李渊敕令进行编纂的《艺文类聚》记载的版本，还将最后一句改为：“帝何力於我哉”，成为了六言字句。又有据宋太宗命李昉等编纂的《太平御览》记载的版本，将最后一句改为：“帝何德於我哉”，也是六言字句，只不过后者将前者的“力”字改为“德”字，突出对“帝”的道德质疑。而至于谢榛在诗话中讲到的：“‌帝力於我何有哉‌”这个版本，则是后世传抄演变的结果。也因其语序调整后，显得更为流畅，于是，就成为现在较为通行的经典版本。

由此可见，如果按照最早的东汉王充所著《论衡·感虚篇》原始版本来看，《击壤歌》基本上是四字句，与《诗经》一样。而结句“尧何等力”的反问，即尧帝对我有何恩德可言，语气显得更加直白而有力，也符合那个时代诗歌的语言习惯。那么，对于谢榛认为七言诗句，“盖始於《击壤歌》”的说法也是可酌的，也因此证明，有人认为的《雅》《颂》为七言之始，尚可探讨。

事实上，诗歌的发展，应是随着语言的丰富而发展的。从古代中国的典籍记载来看，诗歌也就是从最早的“二言”开始，如在东汉赵晔所著的《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中，就记载着一首源自‌原始社会口头流传的古谣《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这就是一首典型的“二言”诗句。随之，又出现了“四言”的诗句，如《尚书·益稷》记录的舜与皋陶唱和的诗句：“帝庸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时惟几。’（皋陶）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在皋陶所歌的诗句，若去掉语气词“哉”字，或还可看成是“三言”的诗句。接着，便是结构较为稳定“四言”的诗句，那就是先秦的《三百篇》，如《周南·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当然，在此期间，《三百篇》中也参杂一些‌非典型、零星出现的五言、六言、七言变体句式‌，如《召南·行露》夹杂着“五言”诗句：“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虽速我狱，室家不足！”又如《豳风·七月》夹杂着“六言”和“七言”诗句：“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等等。还有，也如谢榛所言的：“《雅颂》之後，有《南山歌》《子产歌》《采葛妇歌》《易水歌》，皆有七言，而未成篇。及《大招》百句，《小招》七十句，七言已盛於楚，但以参差语间之，而观者弗详焉”那样。如记载于《左传》的《子产歌（诵）》：“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还有如大家耳熟能详的《易水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以及屈原，或说景差所创作的楚辞《大招》，与宋玉所创作的《小招》，均有七言“参差语间之”。只不过，谢榛认为，这些在楚地文学中已经盛行的七言句式，因夹杂着“兮”等参差不齐的虚词句式，导致读者未能留意其特点，也就是“观者弗详焉”。

总之，谢榛在诗话中认为，七言诗句在汉之前就已经存在的观点是正确的。但其所认为的起源，可以往前推到《雅颂》之前，即帝尧时代的《击壤歌》：“帝力於我何有哉”观点，尚可斟酌。因为，据我们现在的文献资料考据，不完全如谢榛所说的那样，即最早版本的《击壤歌》就没有七字句。而现在通行的七字句经典版，是经传抄演变，语序调整后的结果。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诗歌的句式，是随着古代语言的不断丰富，而由二言句式向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发展的。零星的七言句式在《三百篇》中就出现过，到了先秦时期才逐渐完善，如《垓下歌》中的四句：“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尽管其中间夹杂着一个“兮”字。而真正的七言诗句的出现，可考据的，应该是汉武帝在柏梁台上和群臣共赋的《柏梁》这首七言古诗。其诗云：

日月星辰和四时，骖驾驷马从梁来。郡国士马羽林材，总领天下诚难治。

和抚四夷不易哉，刀笔之吏臣执之。撞钟伐鼓声中诗，宗室广大日益滋。

…………

不过，这种七言古诗是句句用韵的，没有隔句用韵的规矩。而用韵之时，也不拘是否重韵，且结构松散，诗句与诗句之间的意思各自独立。也因此，这种七言古诗本称之为“柏梁体诗”，且与唐诗的七言律绝有着根本的不同。柏梁体诗这种形式的七言诗，大致延续到南北朝期间，当然，唐人亦有仿之，如杜甫的《饮中八仙歌》等等。

但据考证，真正的七言诗的发展，则是出现在在南北朝时代，而繁荣昌盛则是隋唐时期。南朝诗人鲍照所作的乐府诗《拟行路难·其一》，应该说是最早出现使用‌隔句押韵‌，并可中途换韵的七言古诗。其诗云：

奉君金卮之美酒，玳瑁玉匣之雕琴。

七彩芙蓉之羽帐，九华蒲萄之锦衾。

红颜零落岁将暮，寒光宛转时欲沉。

愿君裁悲且减思，听我抵节行路吟。

不见柏梁铜雀上，宁闻古时清吹音。

而南朝宋·汤惠休的《秋思引》与南朝梁简文帝的《夜望单飞雁》，据说是最早出现的七言绝句。其南朝宋·汤惠休《秋思引》诗云：

秋寒依依风过河，白露萧萧洞庭波。

思君末光光已灭，眇眇悲望如思何!

其南朝梁·萧纲《夜望单飞雁》诗云：

天霜河白夜星稀，一雁声嘶何处归。

早知半路应相失，不如从来本独飞。

这两首七言乐府诗，应该说已具备了七绝的形式，直逼唐人的绝句，尽管不合律，却可以说是七言绝句的先声。至于七律的出现，隋代之前，能看到的作者不多，比较突出的是南北朝的庾信，他有一首《乌夜啼》。也可说是唐人七律的先驱。其诗云：

促柱繁弦非子夜。歌声舞态异前溪。

御史府中何处宿。洛阳城头那得栖。

弹琴蜀郡卓家女。织锦秦川窦氏妻。

讵不自惊长泪落。到头啼乌恒夜啼。”

最后归纳一句话就是：谢榛在这段诗话中认为，七言诗的起源并非始于《柏梁》或《大雅》《颂》，而应追溯至《击壤歌》‌，并认为《大招》《小招》等楚辞作品已大量使用七言，只是因句式参差而未被充分注意。但我认为，说七言诗确切的源头，出自诗经《三百篇》，是一种较为稳妥的说法。因为据现有文献资料考据，出自帝尧时代的古谣《击壤歌》，其结句为七言的：“帝力於我何有哉”的观点，尚可斟酌。

（刘建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