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溟诗话·卷一》之二十讲

船工

《四溟诗话·卷一》之二十讲

魏武帝《善哉行》，七解；魏文帝《煌煌京洛行》，五解。全用古人事实，不可泥於诗法论之。

注：⑴ 解，是古代文体中的一种形式，就是通过问答的形式来抒发观点或感遇，即依据诗题之意分段解释观点或感遇。⑵ 魏武帝，即曹操。⑶ 魏文帝，即曹操之子曹丕。⑷ 泥於，拘泥之意。⑸ 诗法，即指诗歌的创作方法和规律。

谢榛这段诗话，主要是通过魏武帝曹操《善哉行》与魏文帝曹丕《煌煌京洛行》诗篇，提出对那些完全借用古人的史实、典故来抒写情怀或讽喻时事的诗歌作品，就不能僵化地用诗歌的创作方法和规律去苛求的观点。他认为魏武帝、魏文帝二诗，全用古人事实来写时事，其目的是想借历史事件来表达其政治情怀，因而，“不可泥於诗法论之”。换句话说，对这些缘事而发的作品，不可拘泥于当下的“诗法”；倘若以当下的“诗法”去衡量，便会“失其本意”。

实际上，二曹缘事而发的诗篇，更像是韵文，是其通过“用事”的表达方式，让情感在“无法”状态下的自然表达。比如魏武帝·曹操的《善哉行》，就是依据古代典籍记载的七个历史故事，来解释什么叫“善行”，也就是所谓的“七解”善行。其诗曰：

古公亶甫，积德垂仁。思弘一道，哲王於豳。（一解）

太伯仲雍，王德之仁。行施百世，断发文身。（二解）

伯夷叔齐，古之遗贤。让国不用，饿殂首山。（三解）

智哉山甫，相彼宣王。何用杜伯，累我圣贤。（四解）

齐桓之霸，赖得仲父。后任竖刁，虫流出户。（五解）

晏子平仲，积德兼仁。与世沈德，未必思命。（六解）

仲尼之世，王国为君。随制饮酒，扬波使官。（七解）

这首收录于《乐府诗集》的《善哉行》，属于四言体乐府诗。全诗共二十八句，每四句为一解，即用了七个典实来演绎仁善行为。为了省点篇幅，我们这里只详述第一和第二解：

一解：“古公亶甫，积德垂仁。思弘一道，哲王於豳。”这里用的是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甫的故实，讲古公积德行义，因广施仁爱，得到老百姓的拥护。尔后又一心想着发扬光大后稷、公刘广施仁政的治国方略，迁徙到了豳地，成为大家爱戴的贤明君主的事例，说明古公亶甫的行为就是“仁善”行为。

二解：“太伯仲雍，王德之仁。行施百世，断发文身。”诗中的“太”，古作“泰”，也作“大”。故太伯，也就是泰伯或大伯。这里讲的是泰伯和仲雍的故实。据《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周太王，即古公亶父有三个嫡子，分别为泰伯、仲雍、季历。后来的“伯、仲、季”说法就源于此。这里的“季历”，是周太王的三子，也就是周文王姬昌的父亲。周太王最早立老大“泰伯”为太子，但“季历”的儿子“姬昌”出生后，周太王认为姬昌必能振兴周族，于是就想传位给季历，从而传位给孙子姬昌，就是后来的周文王。这就好像朱元璋喜欢建文帝一样。由此，季历就制造了一个祥瑞：说是“姬昌出生后”，就有一只红鸟衔着写满贺文的丝绸飞来，于是，周太王非常振奋地说“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由此，泰伯、仲雍两人为了躲避王位，让季历及其儿子姬昌顺利继位，就发扬高风亮节的精神，假托为周太王采药，偷偷地离家出走。跑到当时的“荆蛮之地”无锡，且“纹身断发”，意指他们是野蛮和不孝之人，所以不能继承王位。这就是史称的“泰伯奔吴”。后来，包括孔子等在内的儒家都高度赞扬泰伯、仲雍这一“仁善”行为。曹操《善哉行》诗中“行施百世，断发文身”的意思，是指泰伯虽然成了野蛮人，但荆蛮人却钦佩他们“礼让天下”的高尚品德，追随并且归附他的有上千家，并传承百世，因此，也是“仁善”的行为。

当然，事实真相不见得是如此，经现代考古发现，这是一段经过精心篡改的历史，因为，甲骨文在一定程度上揭开了真相。“红鸟衔书”是人造的“祥瑞”，而“祥瑞”的主谋就是季历或其妻太任，目的是争夺王位。由此可知，“泰伯奔吴”的真相，并非是主动的，而是逃避灾祸。据《左传》记载：“太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从，是以不嗣。”也就是说，周太王让兄弟三人依次传位，最后由季历传位姬昌，但泰伯与仲雍不愿做过渡性的君主，于是两人就一起出逃了。当然，孔子们还是将“泰伯奔吴”作为“礼让天下”的典范故实来传扬，因此，曹操引用这个“故实”来解释“仁善”是没有错的。

至于后面第三到第七解“善行”，分别为：伯夷、叔齐“耻食周粟”，饿死首阳山的故实；周宣王在镐京被杜地（今陕西西安市东南）的领主杜伯射死，连累了贤臣仲山甫被无辜所杀的故实；齐桓公施善行得好报，不施善行得恶报，即其先是尊管仲为仲父而成春秋五霸之首，后任用阉宦奸臣竖刁（寺人貂）专权乱政，最终“死不得葬”，尸虫流出户外的故实；春秋后期齐国的国相晏子平仲，兼有仁义，在齐国大夫崔杼因为杀死齐庄公时，晏子能不惧死，临危不惧怒斥于崔杼的故实；春秋时期孔子，为了国君，能够在官职、体制之内施用权力，催动内心完成应尽之责的故实。

由此可见，《善哉行》七解，就是为讲道理而写，故不能用诗歌的法度来衡量。而魏文帝的《煌煌京洛行》五解，同样是通过评价历史人物，包括韩信、张良、苏秦、陈轸、吴起、郭隗、鲁连等人的功过是非，反映其称帝初期的一些政治考量。其诗曰：

夭夭园桃，无子空长。虚美难假，偏轮不行。（一解）

淮阴五刑，鸟尽弓藏。保身全名，独有子房。（二解）

大愤不收，褒衣无带。多言寡诚，抵令事败。

苏秦之说，六国以亡。倾侧卖主，车裂固当。

贤矣陈轸，忠而有谋。楚怀不从，祸卒不救。

祸夫吴起，智小谋大，西河何健，伏尸何劣。（三解）

嗟彼郭生，古之雅人，智矣燕昭，可谓得臣。（四解）

峨峨仲连，齐之高士，北辞千金，东蹈沧海。（五解）

收录于《宋书·乐志》《乐府诗集》的《煌煌京洛行》，也是属于四言乐府诗。全篇三十二句分五解，每解聚焦不同历史人物与处世哲理。当然，这首诗也是不能用诗歌的法度来衡量的。

其第一解以“园桃无子”起兴，为全诗总纲，‌专论“名实不符”之弊，直言人才应具有真才实学，而不应徒有华丽的外表。第二解将韩信、张良进行对比，专论‌功臣在皇权下的生存智慧，实际上是赞扬张良的行为。第三解以“大愤不收，褒衣无带”起兴，以说明“成事在谋，更在时与势”的深刻哲理，并用了三个实例：先借苏秦“倾侧卖主”，虽纵横六国，终被车裂的史实，讲述“多言寡诚”的恶果；再借陈轸谋不被用史实，讲“时势不济”的悲剧；还借吴起“智小谋大”，触动宗室利益而伏诛的史实，讲“志大才疏”悲剧。第四解以郭隗得燕昭王招贤并重用的史实，强调‌君主识人、礼贤下士，方能聚才兴国的道理。第五解以鲁仲连义不帝秦、助田单复国后，拒赏千金与封爵而蹈海隐居的史实，赞颂士人‌不慕荣利、守节蹈义的高洁品格‌，将全诗推向“功成弗居”的理想人格巅峰，同时也表达了曹丕作为帝王对待臣子的态度。

通过以上赏读，我们可以知道：类似于两曹这样的诗歌，大都是为了说明某种道理的。尽管其是缘事而发，坦率真诚，也采取一些比兴的手法创作，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不能以诗歌的法度来衡量。就好像《增广贤文》中的：“酒逢知己饮，诗向会人吟。相识满天下，知心能几人”这首绝句一样，我们也“不可泥於诗法论之”，因为，这首绝句只是在讲述：“只有找对人，才能倾诉自己的思想和情感”的道理，故不能以“诗法”论之。

（刘建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