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谓作诗贵先立意。李白斗酒百篇，岂先立许多意思而后措词哉？盖意随笔生，不假布置。唐人或漫然成诗，自有含蓄托讽。此为辞前意，读者谓之有激而作，殊非作者意也。
注释：⑴ 不假，意指不需要；⑵ 漫然，指随意、随便；⑶ 托讽，是一种通过借物寄托讽喻之意的文学表达方式，其特征为“托物以寄讽谕”；⑷ 殊非，殊，副词，表示程度，意为实在不是。
谢榛这段诗话，通过对李白“斗酒诗百篇”即兴创作的剖析，对宋人“作诗贵先立意”的传统创作观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诗歌创作的两种方法均有可取之处：既可以如宋人那样先立主旨、再谋篇措辞，也可如部分唐人那样意随笔生、自然生成，不应该将二者绝对对立。对于普通创作者而言，承认立意的重要性，更利于表达自身的思想与感受；而对于天才型创作者来说，随性漫然落笔而成的诗作，正是契合了诗歌灵感创作的本质，也往往更能触动读者。当然，这种“漫然成诗”里自带的“含蓄托讽”意味，是随文辞自然流淌生成的，属于作品完成后自然衍生的“辞后之意”。
谢榛所讲的“宋人谓作诗贵先立意”，即“意在笔先”的创作主张，也就是所谓的“辞前之意”，本质上属于我国古典文论中的传统观点。
早在南北朝时期，史学家范晔在其《狱中与诸甥侄书》中就明确提出作文的要点：“常谓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以意为主，则其旨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词不流。”意思是说，文章应以所立之意为核心，再通过恰当的文辞来表达，就可以避免辞藻堆砌导致创作主旨流失的问题。
而晚唐诗人杜牧在《答庄充书》中拓展了这一观点：“凡为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辞彩章句为之兵卫，未有主强盛而辅不飘逸者，兵卫不华赫而庄整者。”他所谓的“以意为主”直接呼应了范晔的创作主张，而“以气为辅，辞彩章句为之兵卫”，则进一步明确了诗文内在的气韵脉络与外在的语言形式之间的主次关系。在杜牧看来，若没有明确立意支撑的诗文，只会是一盘散沙，这一判断与宋人“作诗贵先立意”的创作观完全一致。
其实，类似范晔、杜牧的“以意为主”观点，在诗论中比比皆是。还如唐代诗人王昌龄在《诗格·格调》中明确提出：“凡作诗之体，意是格，声是律，意高则格高，声辨则律清，格律全，然后始有调。”明代思想家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则说：“意犹帅也，无帅之兵谓之乌合”，直接将立意比作三军统帅。清代诗人袁枚在《续诗品·崇意》中还用通俗的比喻来点明“意”与“辞”的关系：“意似主人，辞如奴婢”，直白强调了立意对文辞的支配性作用。而与袁枚同时代的诗论家沈德潜，则在《说诗晬语》中以画竹为喻，即“写竹者必有成竹在胸”，来强调动笔前立意构思的必要性。
更有意思的是，在《红楼梦》第四十八回里，曹雪芹还借林黛玉教导香菱学诗的情节，传递出自己诗歌创作的主张：“词句究竟还是末事，第一立意要紧。”他认为诗歌创作只要立意真挚恳切，即便不刻意雕琢修饰词句，作品也会自然出彩，而这一系列贯穿千年的创作主张，就是人们常说的“不以词害意”。
然而，在诗话中，谢榛却提出了与此不同的观点：“李白斗酒诗百篇，岂先立许多意思而后措词哉？”他认为作诗固然“贵先立意”，但不应将此作为教条死守；就是说“盖意随笔生，不假布置。”因唐人作诗多是有感而发，具有即兴性质，而李白这种“意随笔生”的创作状态，才是诗歌灵感的本质所在。
“唐人或漫然成诗”，看似落笔随意，实则自有明确的创作指向，蕴含着“辞前意”。只不过这种作诗方式，绝非像宋人那样先预设完整立意，再逐次构思章法、遣词造句，直白铺陈说理；而是在创作过程中意随笔生，在意象与韵律的流转中，自然透出诗人的作意，也就是谢榛所说的“辞后意”。正因如此，谢榛才会直言，倘若李白作诗也必先预设诸多意思而后再措辞谋篇，便不会有其横绝诗坛的天才笔力了。
比如李白的《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刬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这首诗是他行至洞庭湖时，眼望浩渺江山，借酒排遣仕途偃蹇愁绪时即兴所作，哪里是先预设主题再刻意谋篇布局？倘若说李白这首诗必有“立意”，那也是在消解心中块垒的兴发过程中自然生成的。
而李白的《将进酒》更是如此：因酒兴触发诗情，诗情便如黄河之水奔涌而下，激荡着笔底文字，既宣泄出“天生我材必有用”的狂傲，也吐露出“与尔同销万古愁”的悲慨，更抒发出“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这样忧愤深广的人生感慨。而这种贯穿全诗的人生感慨，便是这首诗的主旨，是“意随笔生”的鲜活体现。所以谢榛认为，像李白这类“情至笔随，意随口出，不假布置”的诗作，与宋人所倡导的“作诗贵先立意”的诗学路径全然不同。这类作品往往更具有开阔的多重解读空间，余味悠长，隽永无穷。
当然，在中国诗歌史上，像李白这般天才横绝的谪仙人寥寥可数，几乎不可追摹。不过，唐人笔下“或漫然成诗，自有含蓄托讽”的创作现象，实则并不鲜见。而这里所说的“自有含蓄托讽”的意思，正是唐人即兴作诗过程中自然生发的本意，也就是此前论及的“辞前意”。如前文所论的李白《将进酒》，其落笔之初的“本意”，本就是为劝友人饮酒而作的即兴歌吟。至于后世读者吟诵《将进酒》后生发的诸多联想与感慨，则是吟诵者二度创作的成果，也就是谢榛所谓的“辞后意”。
故此谢榛直言：“读者谓之有激而作，殊非作者意也。”换句话说，后世读者从李白诗句中解读出的所谓“冲天激愤之情”，本质上都是“辞后之意”，绝非作者落笔前的本意。用最通俗的话来解释：诗人本意只是劝友人多饮几杯，可在酒酣兴发之际，自然牵连出许多兴到之语，生发出许许多多的意思来。而这些超出初始本意的兴发之语，就构成了作者创作意图与读者解读之间的天然差异，也就是所谓的“辞前意”与“辞后意”之间的张力。
总之，依谢榛的诗学观点来看，宋人作诗先命意而后措词，虽能穷尽事理的精微深密，却往往缺失兴象的灵动华妙，落入理路僵化的创作倾向。而唐人作诗以情景为主，即便是涉及叙事说理的篇章，也会寓于情景之中，唱叹含蓄隽永，故而唐诗整体风貌浑雅开阔，且透着蕴藉空灵的气质。所以今人从事诗歌创作，固然要学宋人“贵先立意”的创作态度，遵循南朝刘勰《文心雕龙·原道》所提出的“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的观点，契合有感而发的自然表达规律。秉持中唐白居易所倡“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理念，更要追摹众多唐人那样“自出机杼，成一家风骨”的创作境界，抒写真性情，表达独属于自我的生命感悟与艺术个性。
（刘建清）
发表于 
QQ空间
腾讯微博
腾讯朋友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