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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溟诗话·卷一》之五十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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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溟诗话·卷一》之五十讲

汉高帝《大风歌》曰:“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后乃杀戮功臣。魏武帝《对酒歌》曰:“耄耋皆得以寿终,恩泽广及草木昆虫。”坑流民四十余万。魏文帝《猛虎行》曰:“与君结新婚,托配于二仪。”甄后被谗而死。张华《励志》诗曰:“安心恬澹,栖志浮云。”竟以贪位被杀。郭璞《游仙》诗曰:“长揖当涂人,去作山林客。”亦为王敦所杀。隋炀帝《景阳井铭》曰:“前车已覆,后乘将没。”淫乱尤甚於陈。唐玄宗《过宁王宅》诗曰:“复寻为善乐,方验保山河。”天宝荒政,宗庙播迁。李林甫《赠韩席侍郎》诗曰:“揆予秉孤直,虚薄忝文昌。”日怀奸险,蠹害朝政。卢仝《送伯龄》诗曰:“努力事干谒,我心终不平。”后与王涯之祸。高骈《写怀》诗曰:“却恨韩彭兴汉室,功成不向五湖游。”节度淮南,骄横被诛。予笔此数事,以为行不顾言之诫。

注释:⑴ 行不顾言,“不顾言”指的是不顾及到已经说过的话。出自《孟子·尽心下》,原文是“言不顾行,行不顾言”。意指做事不守信用,言行不一致。

谢榛这段诗话,通过包括汉高帝刘邦、魏武帝曹操、宰相张华以及将军高骈等十位历史人物的诗作,说明“文未必如其人”的诗学思想。谢榛认为,判断一个人的真实品行如何,不能仅凭其文字作品,还应看其现实行为。因为,在其诗作中抒发的志向,未必他自己就能够做到,或者愿意去身体力行。所以,只有“听其言,观其行”,才能作出比较公允客观的结论。由此,谢榛还认为,作为诗作者,也应当牢记“行不顾言”之诫,注意言行一致的问题。

当然,从谢榛列举的众多名人,即从帝王到布衣所创作的诗句,来对照他们的行为举止,断言其“言行不一致”的说法,不尽然都对。但至少从表面现象上看,说他们“行不顾言”,是没有问题的。

首先,谢榛认为汉高帝的《大风歌》与其杀戮功臣的行为是不一致的。汉高帝,是西汉开国皇帝刘邦的尊称,也是刘邦庙号、谥号“汉太祖高皇帝”的简称。我们现在经常称刘邦为汉高祖,那是司马迁在《史记·高祖本纪》中的称呼。《大风歌》是汉高帝相继经历了燕王臧荼、韩王信、陈豨的叛乱,又平定了英布造反之后,回到沛县,与家乡父老饮酒至酣时即兴所作。诗只有三句:“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但抒发了汉高帝远大的政治抱负,也表达了他对国事忧虑的复杂心情,并希望众多的猛士帮助他守住打下来的江山。在谢榛看来,汉高帝一边杀戮功臣,一边又作诗说没有猛士帮助守江山,是犯了“行不顾言”的禁忌。实际上,这首诗也饱含着汉高帝的对镇压功臣造反这件事的伤心与无奈。

其次,魏武帝,是三国时期曹操的尊称。魏武帝的《对酒歌》,是一首表达其政治理想的乐府旧题,属于《相和歌·相和曲》。该诗描写了一派太平盛世的欢乐景象:比如“太平时,吏不呼门。王者贤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民无所争讼”、“仓谷满盈”、“子养有若父与兄”、“路无拾遗”、“囹圄空虚”等等,表现了诗人“天地间,人为贵”的人本思想,所以《对酒歌》,又称为《对酒歌太平》。谢榛在诗话中提到的,是这首诗中的最后一句:“人耄耋,皆得以寿终,恩泽广及草木昆虫。”意思就是:“人年纪大了,都能长寿而终老;君主的恩德深广无边,可以遍及草木和昆虫。”但当魏武帝在攻打徐州牧陶谦时,却在徐州境内屠杀了四十万人,“城中尸体堵满街巷,血流成河”,酿成一场人间惨剧。而史载的理由,则因其父亲被陶谦手下将领所杀。可见其说得好听,做的真不怎么样,还说什么“恩泽广及草木昆虫”。

其三,讲曹操的儿子曹丕,即魏文帝,因其听信郭氏谗言,将妻子甄后毒杀的事情。甄后,即文昭甄皇后,史称甄夫人,魏明帝曹叡的生母。甄氏原为袁绍次子袁熙的妻子,建安九年,曹操率军攻下邺城,甄氏被捕,因其姿貌绝伦,被曹丕所纳,甚得宠爱,生下儿子曹叡和女儿东乡公主。曹丕曾作过一首《猛虎行》乐府旧题,属《相和歌·平调曲》。《猛虎行》原是写游子的,此诗却是写一位少妇怀着忧虑的心情期待夫君的恩爱,曲折地寄托了作者的某种感情。其诗云:“与君媾新欢,托配于二仪。充列于紫微,升降焉可知。梧桐攀凤翼,云雨散洪池。”谢榛在诗话中引用了这首诗的开篇两句。这里的“二仪”,即天地或阴阳,又称“两仪”。诗意是:我与君重新结成新欢,托配生命于天地。可是,曹丕称帝后,娶了汉献帝刘协的两个女儿为妃嫔,又另娶郭贵嫔和李、阴两位贵人,她们都得到曹丕的宠爱。次年,甄氏就因郭贵嫔进谗,被曹丕毒杀。就这件事上来说,谢榛说曹丕是一个言行不一的人。

其四,讲的是西晋时期宰相张华。张华曾写过一首《励志诗》,诗云“安心恬荡,栖志浮云。体之以质,彪之以文。如彼南亩,力耒既勤。藨蓘致功,必有丰殷。”“藨蓘”,‌读作‌biāo gǔn‌,意思是‌耕耘和培育‌,比喻辛勤劳作或努力治学。其诗意是:(自己)要安心于淡泊坦荡,寄托情志于内心的平静,不在意富贵,即万事于我如浮云;同时,要强壮自己的体魄,丰富自己的文采,就好像在南边的田亩上,勤奋耕耘和培育,最终获得丰收。“励志诗”,是一种旨在激发人们积极向上、克服困难、追求理想和实现自我价值的诗歌。换句话说,就是表达自己志向的诗歌。可惜的是,西晋永康元年,赵王司马伦(司马懿第九子)想自领相国、都督中外诸军事,掌握朝政大权,威逼张华辞去宰相之职。可张华却忘记了自己所说的“视富贵于浮云”的志向,坚称要尽忠辅佐晋惠帝,不愿辞官。于是,两个月后,司马伦发动政变,篡位称帝,将已经69岁的张华杀死。由此,谢榛也将之作为“行不顾言”的范例。

其五, 郭璞,字景纯,东晋时期道学术数大师、游仙诗的祖师。他遗留下来的《游仙诗》,包括断章的在内有十九首,其第七首的结句云:“长揖当涂人,去作山林客。”这里的“当涂人”,意指居要职、掌大权的人。诗句的意思是,我要拱手高举,自上而下向“当涂人”拜别,去山林中隐居。这就表达了郭景纯的人生志向,要修仙,不做官。那么,他是怎么死的呢?在晋元帝时期,他迁尚书郎,为皇帝处理政务,后任丞相、江州牧王敦的记室参军,相当于王敦的幕僚。东晋太宁二年324年,驻守在荆州的王敦疑心朝廷对他不利,想造反,就叫郭璞为其占卜。郭璞占卜的结果预示出征伐之路凶险,但王敦不但不认同,反而怀疑郭璞是故意阻止他造反,就将其杀了。郭璞死时49岁。谢榛认为,郭璞既然说“长揖当涂人”,就不应该跟在皇帝和丞相身边做事,实际上郭璞不但没有“长揖当涂人”,还在“当涂人”身边被杀,这就是“行不顾言”。

其六,讲的是隋炀帝杨广的故事。炀帝这个谥号,是唐朝李渊追谥的。实际上,杨广有好几个谥号。他被叛军缢弑后,其孙子皇泰主杨侗追谥杨广为明皇帝,“明”表示其照临四方、思虑果远、任贤致远等美德。后义军领袖窦建德当权,又追谥杨广为闵皇帝,“闵”与“悯”或“愍”字义相同,都有怜惜之意。但到了唐李渊夺得政权之后,为证明唐朝的合法性,就将杨广的谥号改为炀皇帝。“炀”的基本含义是贪女好色、违反道德、虐待民众、背逆天理。这样一来,杨广在《景阳井铭》上说的:“前车已覆,后乘将没”这句话,就变成了言行不一。“景阳井”,是陈后主与其妃张丽华,及孔贵嫔藏身的地方,位于南京玄武湖南侧、鸡鸣寺内。杨广铭文的意思是:前车覆而后车戒,喻指前人失败了,后人应该从中吸取教训,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于是,杨广为了杜绝陈后主的错误,就把绝代美女张丽华给杀了,并给了陈叔宝“炀帝”的谥号。没想到的是,他这个隋炀帝比陈炀帝有名的多。实际上,杨广之所以成为“末代昏君”,主要是话语权掌握在李唐的手里。实际上,现代中央民族大学蒙曼教授有过这样的评价,我认为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她说:“隋炀帝是大暴君,只是,暴君不是昏君,隋炀帝虽然无德,但是有功。只是他的功业,没有和百姓的幸福感统一起来,所以才会有‘巍焕无非民怨结,辉煌都是血模糊’的说法。”

其七,说的是唐玄宗,即唐朝第七位皇帝李隆基。玄宗为其庙号。清朝为避康熙玄烨名讳,称其为唐明皇。谢榛诗话中提到的《过宁王宅》诗,也叫《过大哥宅探得歌字韵》。“宁王”,即李宪。是唐睿宗李旦名正言顺的嫡亲长子,也是李隆基同父异母的大哥。李隆基的太子之位是李宪让给他的,李宪是历史上唯一让出自己太子之位的人。因此,唐玄宗诗云:“鲁卫情先重,亲贤爱转多。冕旒丰暇日,乘景暂经过。戚里申高宴,平台奏雅歌。复寻为善乐,方验保山河。”这首诗的最后两句,其意是向李宪保证,说自己要持续践行行善乐施的仁政,守住(你让给我的)社稷江山。应该说,李隆基在位前期,做得很好,开创了唐朝的开元盛世。可到后期,却逐渐怠慢朝政,宠爱杨贵妃,加上政策失误,导致了八年的“安史之乱”,为唐朝由盛转衰埋下伏笔。这也就是谢榛说的“天宝荒政,宗庙播迁”,未能遵守自己的诺言,这也是言行不一的案例。

其八,李林甫,唐朝宰相,古代十大奸相之一。可以说他是导致唐玄宗政策失误,使唐朝由盛转衰的关键人物。安史之乱爆发后,避难成都的唐玄宗,曾与给事中裴士淹谈论宰相,点评李林甫说:“妒贤嫉能,无人能比。”裴士淹趁机道:“陛下既然知道,为什么还要让他当这么久的宰相?”玄宗默然不语。《太平广记》给个理由:“晚得林甫……未尝有逆耳之言,上爱之。”唐玄宗老了,怠政了,想要做太平天子,希望听到的都是颂扬之声,所以“爱之”。诗话中,引李林甫《赠韩席侍郎》诗云:“揆予秉孤直,虚薄忝文昌。”译成白话是:我秉持着孤高的正直,虽然才疏学浅,但也有幸在文昌之地任职。谢榛认为,李林甫这样说,完全是“口是心非”。

其九,讲的是卢仝,唐代布衣诗人。其人好茶成癖,被世人尊称为“茶仙”。《茶谱》《七碗茶诗》为其所作。其四十岁时,到王涯家中做客,遭牵连致死。王涯,唐文宗时宰相,也是诗人。唐文宗李昂是唐朝第十五位皇帝,这个时候的唐朝,宦官横行。唐文宗为了消灭宦官势力,在太和九年(835年)发动“甘露之变”,却未能成功。在事变中,宰相王涯逃回家中,这时卢仝刚好在他家留宿,吏卒顺便把他抓了进去。卢仝说:“我是卢山人,和大家没有结怨,有什么罪?”官吏说:“既然是山人,来宰相的宅院,难道不是有罪吗?”卢仝被行刑时,太监将钉子钉在他的脑后以致死。据说,人们认为卢仝是中了预示吉凶的谶语而死,因为他先前生个儿子,就取名为“添丁”。当然,这是闲话。谢榛这里引用的卢仝的诗是《送伯龄》:“努力事干谒,我心终不平。”意思是,如果让我努力去求见地位高的人,以得到提拔,我是做不到的,因为我的内心始终无法接受。谢榛认为,既然如此,为什么要到宰相家作客呢?

最后例子,讲的是唐朝诗人高骈,也是名将,为晚唐时期淮南等五镇节度使。谢榛引用高骈的《写怀》诗云:“却恨韩彭兴汉室,功成不向五湖游。”这两句诗中,上句用了韩信和彭越的典。韩信、彭越,还有英布都是刘邦手下的异姓王,为“汉初三大名将”。可最后都因反叛,被刘邦当作“功狗”给烹了。下句用了范蠡的典。范蠡是辅助越王勾践灭吴的治国良臣、兵家奇才,也是商家鼻祖,被中国民间恭奉为“文财神”。范蠡功成名就之后急流勇退,化名姓为鸱夷子皮,遨游于七十二峰之间。期间三次经商成巨富,三散家财。后定居于安义陶村,自号“陶朱公”。传说勾践灭了吴国,在大摆庆功酒的当夜,范蠡就悄悄地带了西施,乘船直向太湖而去。到了太湖北边的五里湖之后,隐姓埋名住了下来。高骈这两句诗的意思,是说自己功成名就之后,不作韩信、彭越那样的人物,要像范蠡那样,携美隐居。实际上,高骈功成名就,成为淮南等五镇节度使后,不但没有隐退,反而拥兵自重,坐视唐僖宗逃亡成都,后又两次上表请唐僖宗巡幸江淮,被唐廷质疑为挟天子以令诸侯之举。其最后的下场,被其部将毕师铎所囚杀。谢榛认为,高骈也是一个“行不顾言”的人。

总之。在谢榛看来,以上诸人的诗句,都有着高尚的情怀,然其为人处事,则南辕北辙,都是“行不顾言”的,我们应当引以为戒。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何谓“思无邪”?简言之,就是真情流露,思想正诚,心无邪意,不虚假。因此,在谢榛看来,诗歌要表达真情实感,就必然要追求真善美中的“真”。如果一个作者“行不顾言”,即其行为不顾及到自己已经说过的话,言行不一,那么,就会让读者感到作者的虚假,而无法对其诗歌产生共鸣。同时,这样的诗歌也就失去了生命力和感染力,丧失了艺术价值和审美效果。总之,一首好诗是需要真性情,需要正诚的态度。

除此之外,谢榛这段诗话,还给我们带来这么个启示:

首先,名人诗作之所以会出现“行不顾言”的现象,那是因为人性是会随着环境地位的变化而变化的。就像谢榛列举的上面诸人物,或许他们在写诗之时的初心确实正诚,只不过后来随着环境地位发生了改变,他们的初心也发生了改变。就如汪精卫写《被逮口占》这首诗一样,当时,他或许就是有“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志向,只不过随着地位环境的变化而最终成为了汉奸。所以,我们在读诗的时候,要懂得不能以某人在某一个时期的诗文作品,来衡量其一生的作为。

其次,“文如其人”的观点,也并非全无道理。虽说现实中“说一套做一套”大有人在,但当一个人进行诗歌创作时,总会流露出其真实的感情与想法,多多少少能够反映出其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毕竟凡能打动人的作品,大都出于正诚的。只不过,在不同的人的眼里,因其所受的教育不同,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其道德观念也不同而已。

(刘建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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