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溟诗话·卷一》之六十四讲

船工

《四溟诗话·卷一》之六十四讲

李颀贻张旭诗曰：“左手持蟹螯，右手执《丹经》。”此用毕卓语。既持蟹螯，又执《丹经》，岂命人举杯耶？盖偶然写兴以害意尔。贾岛《望山》诗曰:“长安百万家，家家张屏新。谁家最好山，我愿为其邻。”然好山非近一家，何必择邻哉？此亦写兴害意，与颀同病也。

注：⑴ 李颀qí，唐开元进士，曾任新乡县尉，后退归家园，擅长五、七言歌行体，常与王维、高适、王昌龄等唱和。⑵ 贻，意指赠送。⑶ 张旭，字伯高，一字季明，唐代书法家，擅长草书，喜饮酒，世称“张颠”。后与怀素合称为“张颠醉素”。⑷ 毕卓，字茂世，东晋官员。放达不拘，累迁吏部郎，后因酗酒废弃公事。⑸ 贾岛，字阆仙，一作浪仙，自号碣石山人，唐代诗人，人称“诗奴”。贾岛曾因家贫出家，后韩愈劝说还俗，诗与孟郊齐名，后人以“郊寒岛瘦”喻其风格。

谢榛这段诗话，以李颀《赠张旭》诗中化用毕卓“持蟹螯”的典故、贾岛“谁家好山而愿为邻”的诗句为典型案例，阐明其作诗不可“偶然写兴以害意”的主张。他认为，作诗时既要“意随笔生”，随性抒发当下的兴致灵感，也要兼顾诗句间的内在逻辑关联，保障作品整体的浑成与严谨，不能只顾一时即兴抒怀，违背基本的生活常识，从而损害诗意的合理表达。

诗话中首先提及的“李颀贻张旭诗”，是指盛唐诗人李颀创作的五言古诗《赠张旭》。这首诗可分为四解，以真切的感受和细腻的笔触，展现了张旭的精神风貌与人生态度；诗话中所引的“左手持蟹螯，右手执《丹经》”两句，正是《赠张旭》诗中的原句。其诗云：

张公性嗜酒，豁达无所营。皓首穷草隶，时称太湖精。（一解）

露顶据胡床，长叫三五声。兴来洒素壁，挥笔如流星。（二解）

下舍风萧条，寒草满户庭。问家何所有？生事如浮萍。

左手持蟹螯，右手执丹经。瞪目视霄汉，不知醉与醒。（三解）

诸宾且方坐，旭日临东城。荷叶裹江鱼，白瓯贮香粳。

微禄心不屑，放神于八纮。时人不识者，即是安期生。（四解）

注：⑴ 太湖精，张旭绰号。因其生活在吴县，又性豁达嗜酒，每醉，狂呼奔走，乃下笔，故被时人称为“太湖精”。⑵ 露顶，古代指不受礼仪约束而脱帽的行为。‌⑶ 八纮hóng，指八方极远之地，泛指天下。‌出自《淮南子·地形训》：“九州之外，乃有八殥yín，八殥之外，乃有八纮。”⑷ 安期生，即郑仙，原名郑安期，为道教神仙，俗称北极真人、千岁仙翁。

这首诗开头两句以“酒”破题，点明张旭的性格特点与处世方式。大意是说，张旭平生癖好便是酷爱饮酒，这般性情的人，内心必然豁达；而人一旦心怀豁达，便往往拙于经营人际关系与个人生计，这就注定了张旭一生仕途平淡、生活清简的命运。接下来两句，精准概括了张旭倾注于书法的痴狂状态与深耕不辍的敬业精神，以及他在草书上的成就，并借时人赠予张旭“太湖精”的绰号，进一步说明其不羁的性格与书法艺术的独特魅力。以上是全诗的第一解，由此可以看出张旭的一生轨迹，以及李颀与张旭二人相知至深。

二解共四句，着重刻画张旭作草书时的情状，宛如一幅传神的速写，有声有色，精彩纷呈。诗中写道，张旭酒酣兴发之时，便在素壁上纵情挥洒，运笔如流星疾驰，天地气韵也随之流转低昂。这让我们真切看到“草圣”创作时的忘我状态，以及出神入化的书法造诣。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也曾这样描摹张旭：“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这段描写与李颀的诗句表意高度契合，共同刻画出张旭一身傲骨、狂放不羁、遗世独立的性格特征。

三解共八句，是作者对开篇“豁达无所营”一句的延伸展开描写。前四句铺写张旭的生存环境与生活态度：他居住在寂寥冷清的陋舍之中，家中空无长物，平日也常随性浪迹四方。诗中“生事”二字，特指日常生计与人生境遇；“问家何所有”一句，看似是自我解嘲，实则尽显张旭达观知命的生活态度；而“生事如浮萍”的自答，也点出他不擅经营世俗生计的疏朗天性。后续“左手持蟹螯，右手执丹经。瞪目视霄汉，不知醉与醒”四句，进一步写出张旭虽身处简陋萧条的居所，却全然不以为意，依旧沉浸在醉酒纵意的状态与书法艺术的天地之中，同时以道书《丹经》遣怀，超脱于世俗尘网之外，追求精神层面的绝对自由，最终抵达“物我两忘”的境界。

四解共八句，专门描绘张旭与友人欢聚畅饮的场景，将整首诗的旷达氛围推向高潮。诗中先写他常邀朋呼饮，不惜倾其所有，相期一醉，通宵达旦，以至旭日东升；继而点出张旭素来不屑于微薄的俸禄，只愿心游万仞，神骛八极，以为世间再没有比这更痛快惬意的事；诗的最后以旁人视角收束：那些不了解他的旁观者，只当这一群人是遁迹凡尘的神仙之辈。整首诗就在这般酣畅淋漓、近乎“与尔同销万古愁”的热烈氛围中悠然收尾。

李颀是盛唐时期的知名诗人，最擅长五言、七言歌行体，他的音乐诗也享有极高声誉，代表作有《琴歌》《听董大弹胡笳弄兼寄语房给事》《听安万善吹觱篥歌》等。他的这首《赠张旭》，对人物形象的刻画立体丰满，展现出极高的艺术水准。

然而，谢榛却对诗中“左手持蟹螯，右手执《丹经》”两句提出了质疑。他指出，“此用毕卓语。既持蟹螯，又执《丹经》，岂命人举杯耶？盖偶然写兴以害意尔。”这里提到的“毕卓”，是东晋时期以嗜酒旷达著称的名士，成语“把酒持螯”便是由他事迹衍生而来的。据《晋书·毕卓传》记载，“卓尝谓人曰：‘得酒满数百斛船，四时甘味置两头，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在毕卓的自述里，乘舟浮于水上，“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是人生一大乐事。谢榛诗话中所说的“用毕卓语”，就是指李颀化用了毕卓“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的表述，只不过把原句中的“酒杯”替换成了“丹经”二字。由此谢榛发出反问，原本该持酒杯的手如今拿了道书，那酒杯又该由谁来举。他认为这样的场景设定不符合日常情理，是典型的“写兴以害意”，诗人只顾着即兴抒发兴致，却忽略了诗文场景逻辑的合理性。

当然，也会有人为李颀作出辩解：张旭完全可以一手持丹经，另一手端起酒杯饮尽，放下酒杯后再拿起蟹螯，这个恰好被李颀撞见的瞬间被如实写入诗中，又有什么不合理的呢？从现实可能性来看，这种假设确实成立。但我们更要注意的是，谢榛在这里真正强调的观点是“诗有造物”：诗歌创作在营构意象时，必须兼顾作品整体的气势与神韵，追求和日常生活场景相吻合的自然真实表达，让细节符合大众认知里的常识性与普遍性。唯有如此，作品才能真正打动人心，抵达浑融自然的至高艺术境界。

接着，谢榛在诗话中，又对贾岛五言古诗《望山》的最后四句作出评价。贾岛的《望山》诗，以冒雨眺望中的终南山为描写对象。诗中通过“浩翠写国门”等句，写出了山色如水流般倾泻而下的磅礴气势，最终以“谁家最好山，我愿为其邻”句，直白传递出其对自然山景的向往与由衷喜爱。其诗云：

南山三十里，不见逾一旬。冒雨时立望，望之如朋亲。

虬龙一掬波，洗荡千万春。日日雨不断，愁杀望山人。

天事不可长，劲风来如奔。阴霪一以扫，浩翠写国门。

长安百万家，家家张屏新。谁家最好山，我愿为其邻。

总体来看，这首诗语言浅白流畅，诗意清晰易懂。诗中提到的“南山”，是指如今西安南面的终南山，属于秦岭山脉中段。全诗依次描绘了终南山降雨时与雨霁后的场景。降雨之时，山间水势浩荡奔放，奔涌而下势不可挡；雨过天晴之后，漫山翠色欲流，铺展成一幅绝美的天然画卷。“长安百万家，家家张屏新”这两句，想象独出心裁。诗人没有直接写古城长安正对着雨后的终南山，犹如崭新的翠屏，而是落笔到长安城中的百万人家，写每一户人家都面对一张展开的终南山画屏。最后诗人以“谁家最好山，我愿为其邻”收束全诗，直白道出对终南山雨后盛景的无限向往。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针对贾岛这两句诗，谢榛直接作出批评。他说，“然好山非近一家，何必择邻哉？此亦写兴害意，与颀同病也。”在谢榛看来，贾岛这种“择邻”的表述存在逻辑漏洞。喜爱终南山胜景的人家，从来不会只有一家。如果不止一户人家“最好山”，那诗人又该如何“择邻”呢？贾岛这种表达，犯的毛病显然和李颀一样，都是“偶然写兴以害意”。不过，贾岛这样落笔其实并无太大不妥。落到诗歌的语境里，诗人本就尚未知晓哪一户人家是“最好山”的。倘若日后知道了，便与之结邻相伴，这样的诗意表达也可站得住脚。从这个角度来看，谢榛将其直接归为“写兴害意”，多少有些过于严苛。

总之，谢榛这段诗话，且不论其对两首唐诗的批评是否公允，后人是否全然认同，但他所提出诗作应当讲求“合理”的主张，作者的情感抒发与物象描摹，要与现实生活的实际情况相契合，符合基本逻辑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他明确指出“写兴害意”“以辞害意”都是诗歌创作中不可取的理念，放到当下依然具备很高的参考价值，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实际上，谢榛的这一观点，与唐代元稹、白居易倡导的，诗歌应该真实地反映自然的景物和人物，追求真实的描写和表达的观点是相一致的。也与我们太姥诗社一直主张的诗歌创作要“理融于趣，趣合乎理”创作准则高度契合。

（刘建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