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溟诗话·卷一》之七十九讲

船工

《四溟诗话·卷一》之七十九讲

诗有辞前意、辞后意，唐人兼之，婉而有味，浑而无迹。宋人必先命意，涉于理路，殊无思致。及读《世说》：“文生于情，情生于文。”王武子先得之矣。

注释：⑴《世说》，是指南朝宋刘义庆编撰的《世说新语·文学》篇。该篇专门记述文章博学的故事，涵盖辞章修养、学识渊博等内容。⑵ 王武子，即王济，字武子，晋文帝司马昭女婿。善于清谈，文词俊茂，名于当世。他与西晋文学家孙楚为好友，曾评价孙楚《除妇服诗》：“文生于情，情生于文”。

谢榛这段诗话，从“诗有辞前意、辞后意”的角度，探讨诗歌创作前的立意构思，以及创作过程中如何发挥灵感的问题。同时，他指出宋诗往往过于“涉理路”，以致“殊无思致”，也就是诗意被理性的主观判断掩盖，最终丧失了留给读者二次创作的空间。由此，揭示了诗歌创作中“意”与“辞”的动态关系，以及语言表达的情感深度与意境营造，对激发读者想象的重要作用。

谢榛所谓的“辞前意”，是指诗人在创作前的立意构思，也就是要解决“写什么”与“怎么写”两大问题。

首先是解决“写什么”的问题，正如白居易《与元九书》中所言：“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里的“合为时而著”，就是指要关注时代的变迁，怀揣对当下现实的真切关切；“合为事而作”，则是要传承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传统，紧扣具体的社会事件与现实民情风俗，自然抒发个人的真实情感。

其次是解决“怎么写”的问题，也就是诗人在落笔之前，除了要酝酿成熟完整的创作意图，以及诗歌的情感内核外，还要完成题材选择、结构布局、意象组合的整体构思，理清如何破题、如何承转、如何收束，以及最终要采用怎样的创作风格等细节。

如果用最简单通俗的话来解释“辞前意”：就是写诗动笔之前，得先把诗歌主题确定清楚，把你想表达的意思通过诗题捋明白。当然，这个主题的拟定要扎根现实，对身边发生的社会事件、眼前的自然景象，先有真切的观察和专属的感悟。之后，再围绕这个定好的诗题，一步步构思整首诗的篇章结构，以及要选用哪些意象来搭配表达。

谢榛所谓的“辞后意”，是指在诗歌创作过程中，通过文字的铺陈与互动激发出新的灵感，让作品自然生成超出字面的全新意境。换句话说，当诗人完成作品，并将其解释权让渡给读者之后，作品还会衍生出多重的意义解读。

若用西汉学者董仲舒“诗无达诂”的观点来解释，就是对诗歌内容的解读，会因时、因人而异，不存在唯一的答案，而这种解读的开放性，就是所谓“辞后意”的意思。

若用法国文学理论家罗兰·巴特的理论来说，就是“当作品完成时，作者便已离去。文本的完整生命，始于读者打开书页的那一时刻”，意思是说，作品形成之后，就与作者的创作意图不再完全绑定，它会自然生长出全新的意境，并且为读者留下无限的想象与阐释空间，而这就是“辞后意”的本质所在。

我们可以例举杜甫五绝《武侯庙》：“遗庙丹青落，空山草木长。犹闻辞后主，不复卧南阳”，来体会何为“辞前意”和“辞后意”。

这首诗的“辞前意”，就是为悼念三国时期蜀汉丞相诸葛亮而作。诗题的“武侯”，指的是“诸葛武侯”，诗中赞颂诸葛亮践行《出师表》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尽责精神。起承句描写武侯庙内外景色：庙里诸葛亮生平故事的丹青壁画已经斑驳，庙外山色空寂，草木兀自生长；转结句慨叹诸葛亮一生尽瘁国事，最终未能归休于南阳草庐。然其“辞后意”，却留给人们极为开阔的不同想象空间，让读者在新的阐释中获得新的意境：读者既会为诸葛亮终究不能归卧南阳草庐而心生感慨，也会为他的毕生志业随岁月一同消逝而倍感惋惜，还会由此产生历史的虚无感，对人生短暂、世事变迁，生出一种无奈与哀愁的情绪。

由此可见，如果说诗作的“辞前意”，是诗人落笔之前已然酝酿成型的“胸中之竹”，那么诗作的“辞后意”，便是读者参与解读时，在心中重新生成的“眼中之竹”。二者共同构成诗词作品从创作到接受的完整美学历程。谢榛认为，上乘的诗作应当兼具“辞前意”与“辞后意”，而唐诗在这一点上表现最为突出。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唐诗都能做到二者兼备，这也正是我们品读唐诗时，会生出“婉而有味，浑而无迹”之感的原因所在。

这里的“婉”，是指婉转、含蓄的表达，比如诗人通过象征、留白等借景抒情、托物言志的曲笔手法，规避了作品的浅白直露表达。正因为诗歌表达之“婉”，才会有品读之“有味”，能够引发出读者绵长、微妙的心理共鸣，感受其存在的意味、情味、韵味和象味，催生出象外之象的悠远联想，这也就是前文所说诗作的“辞后意”。而“浑而无迹”，则是指诗歌创作的艺术手段。就是说整首诗的字句、意象能够浑然一体，完全服务于整体意境，丝毫不见雕琢的痕迹。造句、用典看似脱口而出、自然质朴，实则是经过反复锤炼之后归于天然，恰似“盐溶于水”，达到“了无痕迹”之境。

诗话中，谢榛赞扬完“唐人”诗之后，接着就批评“宋人”过于注重说理的诗病，即“宋人必先命意，涉于理路，殊无思致。”意思是说，宋诗有“以议论为诗”的倾向，即依据“辞前意”来讲道理。这样，就必然导致诗意缺失，压缩读者想象空间，失去隽永的味道。换句话说，这种“涉于理路”的诗风，既然缺乏情感深度和意境营造，那就必然会导致作品显得直白浅露，也就是所谓的“殊无思致”，即无法充分激发读者的想象。

南宋诗论家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认为，宋诗由于过度依赖理性表达和文字技巧，即“以议论为诗、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所以部分作品就沦为说理工具。而直接描述事件、议论时政、讲述哲理，缺乏意会性等创作手法，就是典型的“涉于理路”的诗风。这种诗风，会最终导致诗歌失去盛唐诗的“兴趣”，失去引发无限回味的特质。这句话有两层意思：诗文创作必须以作者的真挚情感为根基，也就是因情而生文；而文字层面“婉而有味”的表达，又能进一步深化甚至唤醒读者的共同情感，也就是因文而生情。这种情与文双向互生的原理，是“王武子”最先体会到的。

王武子，就是晋文帝司马昭女婿王济，字武子，其人好清谈，文词俊茂，名于当世。而王武子这句“文生于情，情生于文”的感慨，出自《世说新语·文学》篇，是其评价孙楚悼亡诗时所发出的感慨。其文曰：孙子荆除妇服，作诗以示王武子。王曰：“未知文生于情，情生于文？览之凄然，增伉俪之重。”

《世说新语》文中的“孙子荆”，是指西晋文学家孙楚，字子荆。孙楚与王济自幼交好，关系密切。据《世说新语·伤逝》记载，王济去世后，孙楚到灵前吊唁，当众恸哭，在场的宾客也都被他的情绪感染，纷纷落泪。因王济生前喜欢听孙楚模仿驴叫，于是孙楚在恸哭之时，又当场模仿了数次驴鸣，声音逼真得和真驴叫声一样，引得悼客们都忍不住笑出声。孙楚见状回头怒视众人，愤然说道：“让你们这些家伙活着，却让此人死了！”可见二人交情之深。

《世说新语》文中所说孙子荆以示王武子的诗，就是指孙楚所作的《除妇服诗》。诗题中的“除妇服”，是指男子脱去为亡妻服丧的衣服。根据古礼，妻子亡故后，男子需服丧一年，期满后举行除服仪式，象征丧期结束。孙楚这首诗，就是他为亡妻胡毋氏过世一周年，除服祭拜时所写。其诗云：

时迈不停，日月电流。神爽登遐，忽已一周。

礼制有叙，告除灵丘。临祠感痛，中心若抽。

注释：⑴ 时迈，指光阴流转。⑵ 电流，喻指时光疾逝如闪电之速。⑶ 神爽，指神魂。⑷ 登遐，遐，远也，登天之意，喻指人逝去。⑸ 一周，原指循回一遍，这里指一周年。⑹ 灵丘，这里指坟墓。⑺ 感痛，即感伤悲痛。⑻ 中心，即指心里。

这首悼亡诗的大意是说：光阴流转一刻不停，日月轮回就像疾逝的闪电。你的神魂登天而去，不知不觉间已过了周年。依循礼制我今天要除去丧服，祭告在你的坟前。但不知为何，到祠前备感哀恸，抽搐的心犹如被拉扯一般。

可以说，孙楚这首悼亡诗，平易近人，毫不雕饰，自然感发，对妻子的挚爱，读来让人为之动容。也因此，他的朋友王济读后才会发出感叹：“未知文生于情，情生于文？览之凄然，增伉俪之重”。其意是：我此前未曾明晰文字的深度因情感而产生，而文字的感染力竟能让读者产生强烈的共鸣。我读了孙楚的诗之后，心中悲伤难抑，更觉他们夫妻情深意重。文中的“未知”，是指“此前尚未知晓”；作为反问句，有“如今才恍然明白”的意思。

谢榛说“文生于情，情生于文”王武子“先得之”这句话，其意就是指王济最早体悟到“情文互生”的创作奥秘，也就是文艺创作的本质规律：当辞前之意，即悲痛之情与文字深度契合时，其感染力就能突破创作者原初情感的边界，在读者心中激荡出更加强烈的情感共鸣，也就是辞后之意。

总之，所谓的“辞前意”，就是作者主导创作前秉持为时、为事而作的创作观。强调的是未落笔前的立意构思，体现的是作者创作意图；“辞后意”则是作品脱离作者后，读者依据作品的意象留白进行重构，衍生出多元的解读，在新的阐释中获得新的意境。就好像唐代李商隐“春蚕到死丝方尽”句，“立意”上是写春蚕作茧自缚，吐丝至生命终结的自然现象，借用“丝”与“思”的谐音，暗喻对恋人的思念至死方休，写的是爱情的忠贞不渝；但后人却将之用来赞美教师等职业的奉献精神，而这种被时代所赋予的奉献精神，就是诗句产生之后，衍生出来的“辞后之意”。

（刘建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