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作古，不求根据，过於生涩，则为杜撰矣。（以下阙。）
注释：⑴ 自我作古，意思是自己创造，不沿袭前人，推陈出新，灵活多变。⑵ 根据，是指为我们提供判断事物、做出决策的基础或依据。⑶ 生涩，通常用来形容文笔、表达或行动的不顺畅。⑷ 杜撰，意指臆造、虚构，即没有根据地编造。
谢榛这段诗话，是讲文学艺术的传承与创新问题。认为文学艺术创作求新求变，是必要的；但这种创作中的求新求变不是臆造，不是没有根据。文学艺术创新，要站在前人的基础之上，灵活多变，推陈出新，否则就是杜撰。可以说，谢榛这个观点，应是后来清初诗论家叶燮“生熟相济”诗学观点的源头。当然，谢榛还认为诗人在传承古典时，也不要泥古不化、使用那些已被历史淘汰的字词，或生僻的典故。否则，就会因“过于生涩”，而被认为“杜撰”。
诗话中所谓的“自我作古”，即是“自我作故”，“古”是“故”的通假，其意是指由自己创始先例，不沿袭前人故事。出自唐史学家刘知几《史通·称谓》一书：“唯魏收远不师古，近非因俗，自我作故，无所宪章。”
魏收，是南北朝时期的三朝元老，文学家和史学家，以辞赋之才自矜。他与温子升、邢邵并称为“北地三才子”。刘知几之所以说魏收“自我作故，无所宪章”，是指其编写《魏书》的方法与态度：魏收在编撰《魏书》时，既不效法前人严谨的修史范式，也不迎合当时的社会习俗，仅依个人好恶随意落笔，还大量掺杂自身政治立场与私人情感，甚至将个人生活中的恩怨带入堂堂的国史修撰之中，没有秉持客观中立的治史原则，对史实进行了不实记载与刻意扭曲。也正因如此，《魏书》问世后便引发“群口沸腾”，成为“二十四史”中唯一被冠以“秽史”之名的典籍。即便此后十余年间，魏收迫于舆论压力两次重修《魏书》，也始终没能摘掉这一标签。当然，魏收在写诗作赋时，并非全然“不师古”“不求根据”，否则邢邵也不会讥讽他，称其诗赋创作对“江南任昉”的作品“非直模拟，亦大偷窃”了。
谢榛这里将刘知几评述魏收修史时不遵循旧法的“自我作故”，用于评述文学艺术，就是强调一些人作诗“不求根据”。换句话说，是指诗人在创作之时自我主张，不参考或依据前人已有的规则，或不依赖前人已有的信息而随意造句。比如，在近体诗创作中，我们若使用那些自以为是的，没有依据的“生造词”，就是一种“自我作古”的行为。而所谓“生造词”的意思，就是指那些由个人随意杜撰、不求根据、未经社会公认，且不符合语言规范的词语。
也由此可知，谢榛所谓的“自我作古，不求根据，过於生涩，则为杜撰”，就是告诉我们：自行创造新的范式、不依凭已有依据，若文字表达过于生硬晦涩，就属于随意编造了，也就是所谓无根基的“杜撰”。
这里所说的“杜撰”，就是指凭空编造或虚构。其实，“杜撰”一词的起源，就与诗歌创作有关。据宋朝“读书君”王楙所撰的《野客丛书·杜撰篇》记载：“（宋人）杜默为诗，多不合律。故言事不合格者为杜撰……然仆又观俗有杜田、杜园之说，杜之云者，犹言假耳。”这段话的大意是：宋代有个名叫杜默的人，很爱写诗，但多出律，韵也不对，而内容也不合事理，随意编造。于是，有人说他写的东西，不伦不类，胡编乱造。因此，每当人们看到不像样的诗文时，就脱口而出：“这不是杜默撰的吗？”当然，回答的人就说：“这应当是杜撰的。”于是，久而久之，“杜撰”一词就被引申为凭空编造或虚构。后来与“杜”字相关的事物，比如“杜田、杜园”，也都有了虚构的意思。
当然，“生造词”并非完全是杜撰，但与古人或今人所创的“新词”，还是有所不同，新词是为适应需要、按照语言构词规律创造出来，并最终被社会所约定俗成的词语。因此，“生造词”和“新词”虽有区别，但也有共通之处。其共通之处就是“自我作古”，创前人之未有；区别之处就是：前者不求根据，且不符合语言构词规律，或者说虽也符合语言构词规律，但不被人理解，且存有歧义；而后者则反之。谢榛这里所说的，就是前者之现象，即如现代人为达到广告宣传效果，有意使用的“别字”。记得有次前往福鼎硖门渔井村，看到一座楼房的外墙上，书写着“山海井绣”四个行楷大字。当时，我以为是“并”字的误写，结果同行之人告诉我，这是渔井村的“井”字，“井绣”就是“锦绣”的谐音，我才恍然大悟。但我想，若是将这样生造的谐音别字放在诗中，读者是无法理解的。况且，一般来说，凡是需要反复解释，才能让读者明白的诗句，就一定不是什么好诗句。而这种现象，就是所谓的“自我作古，不求根据”的行为。
也因此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当所造的“新词”，给读者造成违和感，产生“隔阂”的感觉时，也尽量少用。比如那些虽然显得新颖和独特，但容易造成歧义的、不适合近体诗语言习惯的、由短语压缩而成的新组字词，都要注意尽量少用。因为用这些类似于“生造词”的新词，就会使人难以理解和接受，使读者产生“过於生涩，则为杜撰”的想法，从而破坏了读者对诗歌的审美感受。
由此可见，我们作诗时，要注意两个问题：
一是不要随意生造词语，是因为那些凭空创造出来的词语，尽管有些也符合语言构词规律，但在内容上却缺乏社会认可度，就会让读者产生“别意”。比如说，因为有“杜撰”这个词，为了押韵，就写成“撰杜”；有“老粗”这个词，就造个“老细”；或把“晨光”改成“光晨”，把“生僻”改成“僻生”；或将短语随意缩减成双音词，如把“拉个东西坐下”缩成“拉坐”；或乱改成语，如将“怡然自得”说成“怡然他得”等等。
二是尽量少用，或不用那些生僻的字词和典故，因为这些生僻的字词典故也会妨碍读者对诗句的理解。袁枚在《随园诗话》中，曾记载自己的一个“删诗”故事。他说：“余《过马嵬吊杨妃》诗曰：‘金鸟锦袍何处去，只留罗袜与人看。’用《新唐书·李石传》中语，非僻书也，而读者人人问出处。余厌而删之，故此诗不存集中。”意思是说，他写了一首诗，用了《新唐书·李石传》中的话，他自己并不认为生僻，可是读者却不知道，老是问出处，不胜其烦，就把这首诗给删了。其实，袁枚这种“自己并不认为生僻，可是读者却感到生僻”的现象，也是一般诗作者的通病，包括我自己。以为自己知道的字词、典故或句子的意思，那别人也一定会知道。
不过，袁枚《随园诗话》中讲的这联诗，从字面上看，好像是讲杨贵妃的“金鸟锦袍”不知道去了哪里，只是留下一双袜子让人凭吊，但实际上，袁枚这里用了两个典：一是说“金鸟锦袍”是唐玄宗曾经为杨贵妃制作的，且为皇家专用，但现在有钱的人都可以拥有了，暗示唐朝在杨贵妃之后走了下坡路。二是说杨贵妃被吊死马嵬坡后，曾托梦给唐玄宗，梦中杨贵妃除了倾诉离世后的悲痛之余，还提到了罗袜之事。她对李隆基说：“高力士的手中，还有另一只袜子，你可将他要回，思念我时，拿出来看一看。”这说明唐玄宗只能“梦回大唐盛世”了。我们如果不知道这两个典故，就无法理解这联诗的实际意思。就是说，谢榛和袁枚都认为，我们不能把作出来的诗词，变成读者猜谜和查字典的游戏。
总之，谢榛这段诗话，就是想告诉我们：作诗时，既要避免“自我作古，不求根据”，随意“生造”；也要避免使用生僻的字词和典故，以致诗句“过于生涩”，妨碍读者的阅读与理解。同时，还要警惕“反趋陈熟”的偏颇：创作中在借鉴前人成果之时，还要追求创新突破；但求新不能走向极端生涩、近乎杜撰的境地，需要在传承与创新之间保持平衡。用郑燮的观点来说，就是要做到：“陈熟生新，不可一偏，必二者相济，于陈中见新，生中得熟，方全其美。”也只有这样，诗文才能给读者带来宛如亲见亲历的审美感受，也更易于流传开来。
（刘建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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