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溟诗话·卷一》之十五讲

船工

《四溟诗话·卷一》之十五讲

《诗》曰：“觏闵既多，受侮不少。”初无意於对也。《十九首》云：“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属对虽切，亦自古老。六朝惟渊明得之，若“芳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是也。

注释：⑴ 觏闵：觏，遭遇。闵，忧患。意指遭受忧患。⑵ 胡马，泛指产在西北地区的马，也代指胡人军队；胡，指北方或西域。⑶ 越鸟，泛指南方的鸟；越，指南方百越。⑷ 渊明，即陶渊明，别名潜，字元亮，号五柳先生，私谥靖节，世称靖节先生。东晋末到刘宋初杰出的诗人、辞赋家、散文家。

谢榛的这段诗话，主要是探讨“诗歌讲求字句对仗工稳”的起源问题，即“抽黄对白”的源流。他通过对比《诗经》与《古诗十九首》的用句特点，揭示了诗歌对仗艺术的发展脉络。认为在先秦诗歌中，出现对偶形式具有偶然性，属于“初无意于对而对”的结果，体现了先秦诗歌语言质朴、不刻意求工的特点。但到了汉魏时期，便有了对偶的自觉，但这种自觉的对偶形式虽工整，却并不普遍，仍保留古朴气质。

“对偶”，指的是广义上的对称表达。即两个短语或句子之间，要求结构对称、字数相等、意义相关；而“‌对仗”则是对偶的‌高级形式‌，常见于‌古典诗词之中，要求严格遵循词性、字数、句式，乃至‌平仄声律的对应‌，甚至避免重复用字。应该说：‌对仗一定是对偶的，但对偶不一定是对仗‌。对仗是从对偶发展而来的，而诗歌的对仗艺术发展过程，具有一定的脉络。

谢榛首先揭示了《诗经》的自然对偶现象。如“觏闵既多，受侮不少”的上下两句对称表达，就是属于对偶的形式。当然，这种在形式上形成工整的对偶句，还属于“初无意于对而对”的自然结果，体现了先秦诗歌语言质朴、不刻意求工而工的特点。该句出自《邶风·柏舟》的第四章：“忧心悄悄，愠于群小。觏闵既多，受侮不少。静言思之，寤辟有摽。”诗中通过“觏闵”（遭遇忧患）既然很多，与“受侮”（承受侮辱）不会稀少的对照，强化了仁人志士蒙受群体不公的悲愤情绪。但在《邶风·柏舟》五章的诗句中，也就出现这么两句的对偶句。所以，谢榛认为这是偶然现象，是《诗经》作者不经意而为的结果。

接着，谢榛又例举了“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这两句诗，说明这还是属于“属对虽切，亦自古老”的典范。“属对”，又称对课、对对子，这里是指有意为之的对偶句。谢榛认为，这一对偶句，虽然有意，也很工整贴切，但还是古人的风格，并非是全文的刻意，还是带有偶然性，古雅而不同时俗。这两句诗出自汉魏时期的《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其诗曰：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

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

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

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整首诗，抒写了一个女子对远行在外丈夫的深切思念之情。全诗结构严谨，层次分明；运用比兴，形象生动；语言朴素自然，通俗易懂，自然地表现出思妇相思的心理特点，具有淳朴清新的民歌风格。诗中作者通过“胡马”依恋“北风”，“越鸟”栖息“南枝”的动物本能，隐喻着游子思乡之情，以致成为后世思乡书写的经典意象，似乎是一种自觉的表现手法，故称其为“属对”。但其还不属于完全的自觉，故还是古人淳朴清新的民歌风格。况且，这一对偶句，虽然词性、句式上相对，但在声韵上却不相对。其典型特征与南朝宋之后的“抽黄对白”不完全一样，不属于对仗的范畴。而在这首诗中，也只有这么一联，所以，被谢榛视为虽工整贴切，却仍保留古朴的气质。

到了六朝南朝宋时代，由于“新体诗”的出现，对偶也就开始逐渐成为一种创作的技巧。如谢榛提到的：“芳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这两句。这两句诗出自陶渊明乐府诗《拟挽歌辞·其三》，其诗曰：

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

四面无人居，高坟正嶕峣。马为仰天鸣，风为自萧条。

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

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这首拟写的“挽歌辞”，主要是写人们送葬的情形。诗的首二句，作者以送葬路途上所见的凄凉萧瑟场景起兴，通过眼中茫茫“荒草”与风中萧萧“白杨”的凄清、萧瑟景象，引发出对生命无常、死亡孤独的哀悼情绪，暗示生命的终结与不可逆转的命运。谢榛认为，这种以“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对仗意象起兴的诗句，应当是陶渊明刻意为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营造出人们送葬，前往墓地时的凄清氛围。

实际上，在陶渊明所处的南朝时代，也正是骈体文盛行的时候，他不能不受到这个时代的影响。而所谓骈体文的“骈体”，就是源于两匹马成双结对，并排拉一架车的形象而产生。所以，骈体文也就成为了“对偶句”的源头。有专家论证，骈体初成于魏晋时代的陆机。但也有人认为，是陶渊明开创了独特的骈体文风。比如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赋，基本上使用了对偶的形式，其赋曰：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陶渊明赋中除了前面四句之外，其余句式，大都是采取了对偶的形式。谢榛在诗话中，特别强调了六朝诗人中，仅陶渊明能继承这种自然对仗精髓的观点，并非无中生有。

总之，谢榛在这段诗话中，通过《诗经·邶风·柏舟》到汉魏六朝《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和陶渊明《拟挽歌辞·其三》的对比，反映了诗歌对仗艺术从偶然性到自觉性的演变过程。也说明了六朝时代的诗歌，正是处在上承两汉，下启唐宋的重要阶段。这个阶段，虽然是一个战乱不断、国家分裂的阶段，但也是“一个思想异常活跃，精神生活空间开阔，文化环境较为宽松的阶段”。同时，还是一个将骈体文、古诗推向繁荣的阶段。特别是新体诗（永明体）出现，使诗歌的韵律、对仗等要求，得到更进一步得到完善；从而开启了唐宋诗歌的巅峰时代，“对偶”也发展成了律绝的“对仗”。

（刘建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