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大会》之后（转载）

丹枫有情

《诗词大会》之后
作者：胡中行

胡中行，1949年生，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硕士生导师。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与教学，主要方向是唐诗研究、近体诗法和佛教文化。曾在上海电视台《文化中国》担任主讲嘉宾。

记得两年前，央视“诗词大会”节目组的编导曾经邀我参加过专题研讨，当时他们就下定决心要打造继汉字大会、成语大会之后的第三个品牌。现在，这个预期目标已经实现。节目播出之时，虽不能说是“万人空巷”，但其收视率之高，在文化类节目中也是令人刮目相看的。尤其在上海，几位选手略出意外的极佳表现，更引起了全市海啸式的反响。人们欣喜地意识到，重拾文化传统，重振民族之魂，已经具备了“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社会风气的根本改变为期不远了。在这一点上，央视一如既往地发挥了很好的引领作用，是功不可没的。

作为一个长期从事“诗教”的教师，在为央视节目点赞的同时，想得更多的是如何借诗词大会这股东风，把普及、提升优秀传统文化的工作做得更扎实，更有效。

任何事物都是具有两面性的，诗词大会也一样。就本质而言，这档节目还是娱乐性的，所以选手在舞台上主要是展示才艺而不是学习文化，当然两者不可截然分割，但也绝不可相互替代的。即以娱乐性相对较少、文化味相对更浓的“百家讲坛”而言，充其量也只能起到宣传、引领的作用，而不能代替自身的扎扎实实的文化学习。于是我想到了鲁迅，他的《娜拉出走之后》写得何等精彩，何等深刻。于是我明白了，任何事情的“之后”，都是值得我们小心翼翼地认真思考的。这便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动因。

诗词大会之后应该做些什么？这当然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在这里我想借用白居易“根情、苗言、花声、实义”的比喻，来谈一点自己的浅见。

一、背诵是“根”

据我所知，现在的普教界有一种值得反思的倾向，那就是过分地强调主观题而轻视客观题，这样做的结果，就势必会忽略背诵的重要性。中国的学术史上本来就有汉学宋学之争，简而言之，汉学重训诂，注重的是文本解读；宋学重阐发，注重的是思想发挥。两者各有所长，应该互补的。但我认为，宋学应该建立在汉学的基础之上才有意义。你对文本都没有吃透，怎么进行阐发呢？现在似乎是个“宋学”盛行的时代，它的极致，就是一些所谓的文化学者对传统经典的胡言乱语。朱维铮先生曾经批评某位学者“胆子真大”，连根本没有看懂的书也敢随意评说。所以我说这次央视开了一个很好的头，整个诗词大会的亮点就是背诵。一点不错，对国学，对诗词就是要老老实实地背诵，它是学习文化传统的根本，没有这个根，开花结果从何谈起？应该说，这种方法的本身就是一个良好的传统。记得当年留校工作的时候，学校党委的盛华书记找我们谈话，说到要向老一辈学者学习时，他举了章培恒先生的例子，说他的学问就是“背”出来的。从诗经一直背到资治通鉴，日积月累，能不成为大学者吗？我认为，书声琅琅，永远是世界上最美妙的声音，一个充满了正能量的社会，就应该用“琅琅”的读书声，去压倒“沙沙”的麻将声，“哔哔”的游戏机声。

我们千万不要低估了人的背诵能力，一个不识字的演员能够背出整台戏的台词唱词，这绝对不能算是“超能力”。历史上“博闻强记”的人多如牛毛，唐代安史乱中的烈士张巡便是其中之一。韩愈的《张中丞传后叙》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张）巡长七尺余，须髯若神。尝见（于）嵩读《汉书》，谓嵩曰：何为（为什么）久读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于书读不过三遍，终身不忘也。因（于是）诵嵩所读书，尽卷（读完），不错一字。嵩惊，以为巡偶熟此卷，因乱抽他帙（其他卷）以试，无不尽然（都是如此）。嵩又取架上诸书（其他书），试以问巡，巡应口（随口）诵无疑（无障碍）。”

据我的估算，一个人在小学阶段完成背诵“唐诗三百首”的任务，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要知道，《唐诗三百首》本来就是一本“蒙学之书”。

二、理解是“苗”

我的老师陈允吉先生曾经绘声绘色地给我描述过私塾的读书情景：教书先生据案而坐，案上一书一戒尺，书是自己看的，戒尺是用来打学生手心的。开学一个月，教书先生很悠闲，布置给学生的任务，就是背书。某个学生自认为背出来了，就到老师跟前背，一个滞顿，一记手心。罚下去重背。一个月后，大家都滚瓜烂熟了，老师才开讲。这便是“开蒙”。

此种教学法自有其道理，比起那种从概念到概念的演绎，效果不知好了多少。所以我认为，理解就像一棵苗，它是必须长在根上的。但是反过来，根上如果不长苗，那么就只能永远的埋在泥土中，而变得毫无意义。这就是背诵和理解的辩证关系。

说到理解，对我们来说实在是任重而道远。因为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文化断层。人们的传统文化知识严重缺失，我实在不忍心再一次举出这样的例子：

几年之前，有个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外国学者竟然把《唐诗三百首》当做对付我们中国人的“武器”。他告诉我说，现在中国的年轻人热衷于学外文，所以走在街上经常会有人同他搭讪，希望能借此练习口语。一次在火车上有个大学生来找他，他无意中掏出一本《唐诗三百首》求教，那个学生立即借故跑了。之后他碰到中国人搭讪就用这种办法，竟然屡试不爽。

这件事给我的震动很大，也许就是我后来致力于“诗教”的一个诱因。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古诗词更是世界文化中的瑰宝。这同样可以从外国人对它的酷爱中得到印证。我的“文化杂咏一百首”中曾经讲到两件事情：

其一曰“魅力”：“古道西风韵最佳，剑桥揖别赴光华。

两年休学从头学，魅力无边天净沙。”其下注云：“英伦学子柏森文，出自贵族豪门，入剑桥法律专业，三年级矣。忽一日，从友人处闻马致远天净沙，竟为其景其情所迷。遂休学两年来复旦专攻古诗词。中国传统文化之魅力于此可见一斑。此亦可为一味崇洋，妄自菲薄者戒。”

其二曰“震撼”：“法兰西有娇娇女，为学中文离故土。

有幸解听长恨歌，泪飞顿作倾盆雨。”其下注云：“余讲古诗文久矣，某次至长恨歌，且读且解，至玄宗思杨之句：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忽有一金发碧眼女郎哭失声，四座愕然。良久乃止。询之，为法兰西巴黎七大之研究生，来复旦进修者。由此知人之情，古今中外交通也；又知长恨歌之震撼力，至大至巨。此亦为中华传统文化魅力之又一例。”

我在讲授诗词时，通常会提出“三性”与“三习”的问题。三性是对我自己的要求，即是准确性、实用性、生动性；三习则是对学员的要求，即是预习、复习、练习。其中的准确性对教师的要求是很高的。因为在古典诗词领域，存在着大量的似是而非的问题。

比如说，诗经与楚辞之间到底有没有过渡形态？因为楚辞的艺术性远高于诗经，在没有外力推动的情况下，这点时间是不可能产生如此重大的飞跃的。这就要求我们用中国文化的二元论来加以解释，也就是中国文化原本是由黄河与长江共同组成的。诗经和楚辞分属两个不同的文化系统，两者并不存在明显的传承关系。而两者的最后融合，产生的是辉煌灿烂的中华文化。

再比如，《诗经硕鼠》的阶级属性问题，教科书上说是奴隶反抗奴隶主的斗争，其说大谬。因为奴隶绝对不会把自己参与生产的东西看成是自己的财产，他们是真正的无产者。所以《硕鼠》只能是奴隶主内部的斗争，即小奴隶主反抗大奴隶主的斗争。诗经中带有反抗意识的诗篇多属此类。

又比如，唐代三大诗人是谁？我做过调查，绝大部分的人都认为是李白、杜甫、白居易。其实这个答案恰恰是错的，因为白居易与李杜相比，明显的差了一个档次。而真正可与李杜匹敌的，只有王维一人。这在历史上乃是一个共识：“吾于天才得李太白，于地才得杜子美，于人才得王摩诘；太白以气韵胜，子美以格律胜，摩诘以理趣胜。”（清徐增《而庵诗话》）、“（王维）自李杜而下，当为第一。”（宋许顗《彦周诗话》）、“玄肃以下诗人，其数什百，语盛唐者，唯高王岑孟四家为最；语四家者，唯右丞公为最。”（明顾起经）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而这些还仅仅是诗歌史上比较宏观的问题，对具体作品的理解问题更多。限于篇幅，只能再举两例。

其一，许多人都把王昌龄的《从军行》（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看作是一首爱国主义的诗篇，尤其是后两句，抗敌的决心为人所称道。其实这两句诗是有歧义的，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成金甲都被磨穿了，还是回不了家。根据整首诗所营造的悲剧气氛，再加上对王昌龄其他作品的理解，应该得出的结论是，这是一首反对唐王朝穷兵黩武的作品。

其二，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的两句：“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上句往往解读成床头因为屋漏了，所以没有干的地方。这样解释，通则通矣，但总觉得句子稍有未洽，既然掀掉了三重茅，难道仅仅是床头湿了吗？这里的关键是“屋漏”两字，《尔雅·释宫》：“西南隅谓之奥，西北隅谓之屋漏，东北隅谓之宧（音怡）……”《辞源》：“房子的西北角。古人设床在屋的北窗旁，因西北角上开有天窗，日光由此照射入室，故称屋漏。”所以，杜甫在这里是说，床头、屋漏等处全都被雨打湿了。

丹枫有情

三、创作是“花”

诗词大会结束后，不少朋友提出今后的大会应该加上创作，或者干脆另搞一个诗词创作大会。我不同意这种说法。以现状而言，全国性、省市级乃至地区街道、企业学校，诗词创作大奖赛搞得还少吗？结果又如何呢？关键在于创作不可能有量化的标准，这就如同美女一样，“天下第一美女”的称号是只能自封的。我一直说，喜欢李白的很难喜欢杜甫，反之亦然。有人说，我两个都喜欢，我说这只能说明你没有入门，是个外行。这就像《红楼梦》的拥林派与拥薛派，泾渭是如此的分明。如果有人说两个我都爱，那只能说明你是个色狼。

创作上的评判标准是永远无法统一的，比如“三曹”的孰优孰劣问题，也是迄无定论。钟嵘的《诗品》，把曹植尊为上品，曹丕列为中品，曹操则是下品。但刘勰则为曹丕鸣不平，他在《文心雕龙》中说道：“魏文（曹丕）之才，洋洋清绮。旧谈抑之，谓去植千里。然子建（曹植）思捷而才隽，诗丽而表逸。子桓（曹丕）虑详而力缓，故不竞于先鸣。文帝（曹丕）以位尊减才，思王（曹植）以势窘益价，未为笃论也。”而近代学者刘永济则竭力为曹操翻案：“唯列孟德（曹操）于下品，以为劣于二子，则不免囿于重文轻质之见。实则武帝（曹操）雄才雅量，远非二子所及。虽篇章无多，而情韵弥厚。悲而能壮，质而不野。无意于工，而自然谐美，犹有汉人遗风。此乃天机人力之分，非可同日而语也。”所以我说，如果诗词创作大会请出李白杜甫做嘉宾，做评委，他们一定会相互掐架，闹得不可开交的。

我说创作是花，花是长在根苗的基础之上的。它是整个学习诗词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在这个过程中，“知行并举”是十分重要的。知而不行，终觉“隔”；行而不知，终觉“薄”。

这次大会终了时，有位评委雅兴未尽，当众吟了一首“原创”，一下子露了馅。我认为问题的严重性不在于这位评委不会写诗，而在于他居然并不知道自己不会写诗。归根到底，问题还是出在对古典缺乏应有的敬畏之心。根据我的实践，学会格律并不难，令人不解的是，作为诗词大会的评委，又是古典文学的专家，为什么不去学一学呢？

现在，诗词创作很热，据不完全统计，诗词创作者多达二百多万。但是真正会写的（不是写的好的）恐怕百不及一。

这就牵涉到诗词创作究竟为什么的问题。我的观点很明确，创作就是为了传承。最近中央的精神，也正是为了传承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我们创作诗词，并不是为了在当今的文坛上出几个李白杜甫，实际上也绝对出不了李白杜甫，这是因为李白杜甫的时代早已过去。当今社会之所以提倡诗词创作，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更好的继承弘扬我们的中华文明。

四、做人是“果”

    学习诗词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学习做人。这就是所谓的“诗教”。所以在学习诗词的整个环节中，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环便是“果”，便是做人。诗歌与为人处世的关系极其密切，孔子就是把《诗经》作为一本教科书的，他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提高文学修养），可以观（提高观察能力），可以群（提高与人交往的能力），可以怨（把握批评的尺度）。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在另外一个场合，他又教导自己的儿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可见，诗教在育人树人方面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诗歌是人们最喜闻乐见、易诵易记的文学样式，从小背诵、天天背诵，自然能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比如著名的《二十四孝图》，就是以诗配画而大行于世的。在二十四孝中，最使我感动的是黄庭坚的故事。黄庭坚，北宋分宁（今江西修水）人，著名诗人、学者和书法家。虽然身居高位，侍奉母亲却竭尽孝诚，每天晚上，都亲自为母亲洗涤马桶，没有一天忘记儿子应尽的职责。为这件事所配的诗曰：“贵显闻天下，平生孝事亲。亲自涤溺器，不用婢妾人。”一首小诗，概括了黄庭坚的孝道，令人过目难忘。

有些诗词作品，具有很好的警策作用，是可以作为我们生活中的座右铭的。比如欧阳修的《画眉鸟》：“百啭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这首诗不仅仅道出了自由的无价，对于当今社会存在的“金丝鸟”现象，也是一种警示。

这类例子举不胜举，的确是需要我们好好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