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潜不仕宋，所著诗文，但书甲子。韩偓不仕梁，所著诗文，亦书甲子。偓节行似潜而诗绮靡，盖所养不及尔。薛西原曰：“立节行易，养性情难。”
注：⑴ 不仕宋，“宋”，是指东晋之后刘裕所立的“刘宋”；陶渊明曾“不为五斗米折腰”，故言不在刘宋朝为官。⑵ 甲子：此处指中国传统天干地支纪年法的代称。⑶ 不仕梁，“梁”，是指朱温建立起来的“后梁”，因韩偓是晚唐大臣，拒为贰臣，故不当后梁的官。⑷ 节行，即节操品行。⑸ 绮靡，“绮”指文辞华采，“靡”指声音美妙，总起来表明诗歌的特征。⑹ 薛西原，即薛蕙，字君采，号西原，亳州人。正德甲戌进士。撰有《为人后解》《为人后辨》。⑺ 性情，此处应指禀性、气质、性格、脾气。
在谢榛这段诗话中，提出了一个人的诗歌风格，与他的道德品行没有太大关系，反而与他个人的性情修养有一定关系的诗学观点。为此，他将东晋刘宋时期的陶潜、五代后梁时期的韩偓进行比较说明，并以明代诗人薛西原所说：“立节行易，养性情难”的观点来佐证。
首先，谢榛讲陶韩二人“不仕”的共同点。陶潜，就是陶渊明，字元亮，别号五柳先生，世称“靖节先生”，为东晋末到刘宋初的诗人、辞赋家，被誉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田园诗派之鼻祖”。据史载：陶渊明在任彭泽令时，因不愿为迎接督邮而“束带见之”，愤然道：“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随即挂印辞官，归隐田园。韩偓，字致光，号致尧，李商隐是其姨父，为晚唐官员、诗人，“南安四贤”之一。据史载：天祐四年，后梁太祖朱温弑君篡唐，曾下诏召韩偓回开封任职，但韩偓不愿从事二主，因此断然拒绝诏令，携家南逃，后在闽地南安县葵山报恩寺旁隐居，自号“玉山樵人”。
谢榛在诗话中说：“陶潜不仕宋，所著诗文，但书甲子。韩偓不仕梁，所著诗文，亦书甲子。”这两句话的意思是：陶渊明不愿当刘宋的官，因此，他所著的诗集，就不用刘宋的年号，而是以传统的天干地支纪年法来纪年。后来，韩偓不愿当后梁的官，他所著的诗集，也不用后梁的年号，也是以传统的天干地支纪年法来纪年。就是说，韩偓和陶渊明相似，生于乱世，都拒绝在朝廷里做官，出诗集也都不用朝廷的年号。即不用如“刘宋景平某年”或“后梁开平某年”的纪年法，而是用如“甲子年、乙丑年、丙寅年……”等来纪年。由此，谢榛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韩偓的节操品行与陶潜一样，都在大是大非的面前，坚守自己的气节，而不趋炎附势。
接着谢榛就讲他们不同之处，那就是“偓节行似潜而诗绮靡”。这句话的意思是说，韩偓这人的节操品行和陶潜相似，但他的诗和陶潜的诗相交起来，显得“气弱柔靡，格调不高”，而事实也是如此。我们可以通过韩偓的一首七言绝句《已凉》，来看其绮靡的风格。其诗云：
碧阑干外绣帘垂，猩色屏风画折枝。
八尺龙须方锦褥，已凉天气未寒时。
这首诗就是以精雕细琢的闺阁意象和浓艳细腻的感官来描写，展现了一位晚唐贵族女子的慵懒生活，而诗句是随着作者的目光巡视下而展开的。起承句由外而内写贵妇的居所，其以“碧阑干”“绣帘”“猩色屏风”“画折枝”等字词，堆叠出室外的华贵势派，以及室内的旖旎景象，并为主人翁的闺情进行铺垫；转结句通过“龙须席”“锦褥”“已凉”“未寒”等意象，隐约表达了时光的流逝，以及主人公的深闺寂寞忧愁。因天“未寒”，所以还铺着“龙须席”；因天“已凉”，所以加盖了“锦褥”，但无论如何，秋天还是来了，一年又要过去了，因此不免有那么一丝淡淡的伤感。整首诗未涉一“情”字，却处处是情，借物写情，以景衬情，将闺中女子的寂寞与秋愁悄然托出，不言情而情思自现，体现韩偓婉约纤柔、绮丽精工的艺术特色。
上述是韩偓的诗，下面来读一首陶渊明的五言古诗《饮酒·其五》，了解其质朴自然的风格。其诗云：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这首古诗，语言朴素，自然冲淡；虽不假雕饰，却自有风骨。诗的首联是陶渊明对自己现状描写，说自己虽住在人们聚居生活的地方，却没有感到世俗的喧嚣来打搅；次联自问自答，表述怎么能做到这一点的原因，也就是要做到内心高远，要有超脱尘俗的精神境界；三、四联以白描手法写实，勾勒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同出同归的景象，展现其物我两忘之境。最后以“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收束全诗，意指人生的真谛，只可意会而不可言说，诠释了道家“言不尽意”的观点，将哲思推向高峰。可以说，陶渊明这首诗既体现了其质朴自然的诗风，也体现其追求本真、安贫乐道、融于自然的人生态度，是其内在的人格修养外化的最佳诠释。
由此可见，韩偓与陶潜的诗风完全不同。在谢榛看来，陶潜诗风胜于韩偓，而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韩偓性情“所养不及尔”。就是说，韩偓的自身性情修养未臻境界，达不到陶潜那样的高迈。那么，什么原因会造成这种“偓节行似潜而诗绮靡”的现象呢？这主要是他们各自所处的社会、家庭环境不同，以及内在的自我修养不同所造成的。
我们知道，韩偓所处的晚唐五代十国时期，是一个世风日下，战乱频仍的世代。虽然他在大节上也忠君爱民，不满当时朝廷的暴政统治，不肯依附于骄横的梁王朱全忠，但在小节“性情”方面，就少有修养。因为，他毕竟是出身于官宦世家，其父为地方刺史，从小在生活上就优渥奢华，不懂人间疾苦；而他在朝为官之时，又深得唐昭宗信任，仕途上春风得意，和很多贵族子弟那样“声色犬马”，流连于青楼楚馆之中。于是，他的诗作中就不免有大量的格调不高，“专以妇女身边琐事为题材，多绮罗脂粉之语”的“艳体”诗，也就是后人所谓的“香奁lián体”诗。当然，韩偓离开长安后，屡经转徙，目击乱离，其诗风也发生了转变的，是其诗歌中最有价值的部分，这里就不说了。
然而，陶潜就与韩偓不同，他出身于没落的仕宦家庭，八岁丧父，生活贫困，寄养在外祖父孟嘉家中。这样，反而使他养成淡泊名利、崇尚自然的品格。当他看透了官宦虚伪黑暗的本质时，就能有节制的反省，从而归隐田园，当个普通百姓。而其作品就大多表现出对田园生活的淳朴挚爱，反映了底层百姓的生活，以及对理想世界（桃花源或说乌托邦社会）的追求和向往。也因此，他才能成为中国第一位的田园诗人，其作品才显出平淡自然、古朴高迈的风格。
总之，陶韩二人的“性情”之所以不同，是与他们不同的生活环境，以及个人修养有关系，特别是与他们青少年时期不同的生活有关系。尽管成人之后，经过修习会有所改变，但借用薛西原的话说：“立节行易，养性情难。”也就是说，一个人要树立“大节”，还是容易的，但要改变自己的“性情”，即禀性、气质、性格、脾气，却是不容易，而其诗词作品也会在不经意之中，反映出其“性情”所在。俗话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也就是这个意思，而这也是谢榛在诗话中的看法。所以，我们从谢榛这段诗话中，可以有这样的体会：要写好诗，功夫还在诗外，诗外，就是要提高自己各方面的修为。
（刘建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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