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溟诗话·卷一》之四十三讲

船工

《四溟诗话·卷一》之四十三讲

七言绝句，盛唐诸公用韵最严，大历以下，稍有旁出者。作者当以盛唐为法。盛唐人突然而起，以韵为主，意到辞工，不假雕饰；或命意得句，以韵发端，浑成无迹，此所以为盛唐也。宋人专重转合，刻意精炼，或难於起句，借用傍韵，牵强成章，此所以为宋也。

注释：⑴ 盛唐，文学上是指从唐玄宗开元元年到天宝十四年（713-755），故又称“开元盛世”。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极盛走向衰落的标志。⑵ 大历，是唐代宗李豫的年号。代宗大历年开始，至文宗太和年结束（766-835），为中唐时期。⑶ 旁出，指从旁边生出，派生之意。⑷ 突然，这里作突兀解。意指七绝起句如爆竹，骤响易彻，形象鲜明。⑸ 发端，即开端，意指近体诗的首句用韵。⑹ 转合，泛指绝句作法。“转”是转折,“合”是结束。⑺ 精炼，这里指诗文没有多余的词句。⑻ 旁韵，又称为邻韵，在近体诗中首句借用旁韵作诗，简称借韵。是一种特殊的押韵方式。

谢榛这段诗话，是通过唐宋七绝诗用韵的变化，来说明盛唐与中唐之后，特别是宋代七言绝句的不同创作方式。谢榛认为，盛唐诗的创作，是以自然情致为主，兴会感悟发端而成，最终达到浑然天成的艺术境界。而宋诗的创作方式，则是刻意追求结构章法，炼字、炼句、炼意，最终导致诗歌的人工痕迹过重，失去了盛唐的自然浑成。当然，谢榛这个诗学观点，与当时前后七子倡言的“诗必盛唐”观点是相呼应的，但也避免不了其有“尊唐贬宋”之嫌。

在文学史上，被史学家称赞备至的“开元盛世”，在“安史之乱”后就戛然而止。大约从唐代宗大历年开始，唐朝就向中晚唐时期迈进。此时天下大乱，军阀纷争，社会矛盾日益激化，朝廷内部陷入腐败和僵化，民生困苦不堪言，政治上也开始走下坡路，文学艺术方面由此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这种变化，集中体现在包括李端、卢纶、吉中孚、韩翃、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湋、夏侯审等“大历十才子”身上。在诗歌创作方面，他们作为中下层士大夫的典型代表，由于在战乱宦旅生活中，对现实社会有了真切的体验，就创作出一些情感细腻，朴素真挚，反映现实主义的作品。同时，又由于他们存在着消极避世思想，诗的大多数主题，便局限在咏颂自然，寄情于山水之间。他们在相互酬唱中，对格律章法，字句技巧等有了更深的研究，而由此华美雅丽的诗风也发达了起来。所以，在诗歌创作方面，偏重于形式技巧的中晚唐诗风，就成为了“大历十才子”的共同特点。换句话说，大历年之后的中晚唐，诗歌创作就进入了谢榛所说的“专重转合，刻意精炼”的时代。

而我们在《宋诗史》上读到的，有一些宋代诗人，他们特别推崇并学习、模仿“唐诗”进行创作。实际上，他们学习、模仿的这个“唐诗”，并非是盛唐的诗歌。虽有以杜甫为祖的，如江西诗派，但大多是以崇尚中晚唐的诗歌为要，尤其是晚唐的诗词，对宋词的创作影响巨大。

知道了以上历史背景，我们再来看谢榛这段诗话：“盛唐诸公用韵最严，大历以下，稍有旁出者。”就是告诉我们，七绝首句用韵严与不严，是以大历年作为分水线的。换一句话说，在大历年之前的盛唐，其七绝用韵很严格，首句、次句、结句都是用同一韵部的韵来创作，而大历年之后的中晚唐，则稍有“旁出者”。谢榛说的“旁出者”，原意是指大树的主干上派生出来的枝桠，这里喻指七绝首句可以用旁韵来写诗。而“旁韵”，又称之为“邻韵”。当然，这个“邻”，是指语音相近的“邻”。举现在通行的南宋时期、金正大六年（1229）山西平水县刊刻本《平水新刊韵略》，也就是平水人王文郁编著的韵书《平水韵》来说，“一东”“二冬”，就是“邻韵”，因为它们不但排列相近，语音也相近。但“二冬”和“三江”，就不能称之为“邻韵”，因为它们虽然排列紧邻，但语音相去甚远。而“三江”和“七阳”韵，虽然未并排列在一起，语音却很相近，它们则可称之为“邻韵”。

实际上，“邻韵”的应用，与韵书有一定的关系。我们知道，古人写诗，也就是在韵书出现之前，大都是用方言来押韵的，因此，就不存在什么旁韵的问题。一直到了隋朝建立，国家统一，隋文帝为了规范南北朝韵书体例和语音体系，以满足最初科举考试的需要，就以陆法言所著的《切韵》为标准，来评判诗文的押韵。而有了这本陆法言所著的《切韵》韵书之后，包括大历之前的盛唐诗词，特别是官方科举考试，就依照这本韵书来押韵。

到了唐玄宗后期，音韵学家孙愐私下编写了一本《唐韵》韵书，《唐韵》与《切韵》不同之处，是孙愐对韵字加入注释，并且引文都有出处，使《唐韵》这本韵书，同时具有辞书和字典的功能，后被官方默认。于是，很多诗人在诗歌的创作中，包括科举考试，就依《唐韵》来押韵。据宋代范镇《东斋记事》的说法：“自孙愐集《唐韵》，诸（韵）书遂废。”但实际上，《唐韵》和《切韵》的韵字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唐韵》共有195韵部（《平水韵》共106个韵部），有些邻韵之间的语音差别并不大，因此，在大历之后，诗歌创作偏重形式技巧之时，有些诗人就在创作过程中，开始尝试在律绝诗的首句，应用旁韵来进行创作，并将之称为“借韵”，即借“邻韵”来作首句的韵字。如晚唐诗人郑谷《淮上与友人别》诗：“扬子江头杨柳春，杨花愁杀渡江人。‌数声风笛离亭晚，君向潇湘我向秦。”按通行的《平水韵》来看，这首诗二四句的“人”“秦”，是上平声“十二文”韵部，但首句则用邻韵“春”字，属上平声“十一真”韵部。‌‌‌

到了宋代以后，对七绝诗的创作，首句应用旁韵的现象就越来越多。也就是谢榛在诗话中所说的：“或难於起句，借用傍韵，牵强成章，此所以为宋也。”实际上，宋诗首句借用邻韵，甚至还成为一种风气。比如宋·苏轼的《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苏轼这首诗是押“一先”韵的，但首句叶的“山”字，则在“十五删”韵部，就属于邻韵。

谢榛认为，盛唐绝句之所以“用韵最严”，而宋人绝句“借用傍韵”，原因在于其不同的创作理念和审美判断。

盛唐绝句追求的是自然流畅，故“以韵为主”，严守韵部，讲究韵脚和谐统一，最终达到“意到辞工，不假雕饰”的艺术效果。这里要注意，说盛唐绝句“以韵为主”的“韵”，不是指狭义的押韵规则，而是指诗歌整体自然生发的情韵和流畅的气韵。也就是说，当诗人有所遇之后，突然触发兴致，情绪自然涌动之后，就眼前景、眼前事直接起笔，一气呵成。这里不需要提前预设主旨、安排结构，完全顺应情绪自然流淌，而不是先立意再凑字。就如李白遇赦后欣喜若狂，从白帝城出发，顺流东下，眼见三峡彩云、轻舟、猿声等景色，心生畅快，随着情绪的波动，直接写出的《早发白帝城》那样。其诗云：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可以说，这首诗不拘泥于绝句的起承转合，而是突然而起，以韵为主，气象万千，变化无端，却神气完备，找不到任何刻意设计的痕迹，甚至诗题也是后人所起的。而这就是诗话所说的：盛唐绝句“意到辞工，不假雕饰”。

当然，唐人绝句也有先立意，然后构思落笔成句的，也就是所谓的“命意得句”，比如应制、赠答、咏史、怀古、咏物寄意之类的绝句。但其依然是“以韵发端”，然后“浑成无迹”。就是说，这里的“韵”，是指“声韵”，绝句的创作，是从声韵、情景出发，而不是从诗作的理性思考出发。创作时，是随其六识流转感物，自然生发的情感气韵、最终使整体意境浑然一体，而不显露人工痕迹。比如唐·王昌龄的《出塞·其一》，其诗云：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可以说，这首诗是通过“命意得句”的。创作时，依其所见，从千年时空落笔，得“关”韵，然后自然生发，没有刻意起笔的痕迹；承句感慨征人未还，引出对良将的期盼，这就将家国壮志与历史沧桑感，自然的融入二十八字之中。这也就是谢榛所说的：“以韵为主，意到词工，浑成无迹”。

至于宋人绝句，谢榛则认为，其更偏向于追求理性思考，讲究“起承转合”结构章法，注重句与句之间的逻辑设计；在炼字炼句炼意过程中，又雕琢过甚。也就是所谓的：“专重转合，刻意精炼。”故而，当起句不畅时，便借用“邻韵”凑合，“重意不重韵”，也就是谢榛所谓的“难於起句，借用傍韵，牵强成章”，束缚了情韵的自然表达，最终导致其人工痕迹过重，而失去了盛唐的那种自然浑成。比如宋·杨万里的《宿新市徐公店》，其诗云：

篱落疏疏一径深，树头新绿未成阴。

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

这首田园小诗，虽然风格灵动，自然流畅，但其“起承转合”的逻辑也非常清晰。首句铺陈环境背景，承句补充说明，垫句转入写人物动态，结句收束场景，且留有余味。在用韵方面，其首句韵脚“深”字，是十二侵韵，二四句韵脚则为“阴、寻”字，是十一真韵，属于首句“借用傍韵”的手法，这也就说明了宋人“重意不重韵”的作诗习惯。当然，谢榛站在“尊唐贬宋”的立场上，批评宋人“难於起句，借用傍韵，牵强成章”的说法，还是有偏颇的。

宋人绝句固然有这样，或那样的毛病，不如盛唐绝句的浑然天成、大气磅礴，但亦有其可取之处。事实上，我们在学习古诗词的时候，或许宋人绝句更容易学习，有法可循，这也是“江西诗派”一度盛行的缘故。比如，我们可以通过李白和苏轼同样写庐山的绝句，来进行对比，以印证盛唐绝句与宋人绝句的区别，也可以从中看出不同的创作风格及创作难度。

先说盛唐·李白的《望庐山瀑布》，其诗云：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这首绝句的起笔，就是“突然而起，以韵为主”。李白没有提前设计主旨，以“望”中所见开始，其情韵是自然生发的。也就是说，李白在游玩庐山时，突然看到香炉峰瀑布的壮阔景色，于是触发兴致而直接起笔。再说“不假雕饰”，诗的四句都是写香炉峰及其瀑布的形态，没有刻意炼字说理，完全是凭其情感的自然流淌，而所谓的“夸张”，也贴合其情绪。这首诗的景与情浑然一体，既是自己心中所想，也正是天下人见到“香炉峰瀑布”后的所想。最后，这首诗的押韵，其韵脚为“烟、川、天”都属于平水韵“一先”本韵，严格依韵，没有借用傍韵，也就是“以韵为主，意到词工，浑成无迹”。

再说北宋·苏轼的《题西林壁》，其诗云：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苏轼这首诗，是其在游玩庐山时，经“人行景换”的多方观照，却不见庐山全貌，有所感悟而创作的。于是，绝句是依据立意，按照“起承转合”来布置篇章结构的，也就是谢榛所谓的“专重转合，刻意精炼”。起句顺起，开篇直接点出自己游历庐山时的所见，并借景说理；紧承着以“远近高低各不同”的景观来补充说明；再接着虚垫一句，以引发读者注意及思考，最后，平结一句“只缘身在此山中”，以呼应前面的虚垫，并点出这首诗的思辨主旨，也给读者留下“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哲思。总之，诗的前两句以景铺垫，后两句转向议论，分工明确，层层递进，刻意精炼的痕迹非常明显。最后，这首诗的押韵，首句韵脚是“峰”字，属于二冬韵，二四句韵脚是“同、中”字，属于一东韵，这就如同谢榛所说“难于起句，借用傍韵”的宋人绝句普遍作法。

由此可见，谢榛这段诗话，尽管带有明人的审美偏向，把宋诗绝句“专重转合，刻意精炼，借用傍韵”看作一种缺陷。但事实上宋人绝句的出现，这是诗歌发展的必然阶段，是盛唐绝句演绎到极致的结果。我们既不能否认盛唐绝句以韵为主，意到辞工，不假雕饰的浑成无迹，也不能否认宋人绝句的思想深度、章法结构、炼字技巧、刻意精炼以成章。无论盛唐绝句，还是宋人绝句，二者没有绝对的高下之分，只是不同时代语境下形成的不同美学范式而已。

（刘建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