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沧浪曰：“《木兰歌》‘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酷似太白，非汉魏人语。”左舜齐曰：“况有‘可汗大点兵’之句，乃唐人无疑。”魏太武时，柔然已号“可汗”，非始于唐也。通篇较之太白，殊不相类。
注释：⑴ 严沧浪，名羽，字丹丘，一字仪卿，自号沧浪逋客，故世称严沧浪。南宋诗论家，闽人，一生未仕，著有《沧浪诗话》。⑵ 太白，指唐代诗仙李白，其字太白。⑶ 左舜齐，名国玑，其字舜齐，明朝诗人、书法家，自幼师从李梦阳。⑷ 魏太武，指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字佛厘、佛狸伐。曾统一北方，厉行汉化改革，确立死刑复奏制度。⑸ 柔然，指柔然族。⑹ 可汗，蒙古游牧民族首领称谓，最早出现于3世纪鲜卑部落。
谢榛这段诗话，通过严沧浪和左舜齐观点，提出自己对《木兰诗》产生时代的看法。他认为，严左二人说《木兰诗》为唐代作品，是不可信的。即使《木兰诗》中存在酷似李太白风格的诗句，那也是唐人修饰的结果，因为“通篇较之太白，殊不相类。”而以“可汗”一词来确定唐代，本身也是错误。
在诗史上，对《木兰诗》产生的时代，自赵宋以来一直聚讼纷纭。在众多的说法中，“北朝说”和“隋唐说”最具代表性，理由也相对充分。对《木兰诗》产生的时代，之所以存在纷争现象，其源头应归于北宋郭茂倩所著的《乐府诗集》。是其对《木兰诗》产生年代的记述不清楚，或者说，是其在编排次序方面存在问题，以致于后人看不明白的缘故。
郭茂倩，北宋文学家，今山东东平人，其字德粲。自幼受诗礼熏陶，熟知音律，善篆隶，才气非凡。但他没做过大官，只做过河南府法曹参军，处理一些狱讼事务，他是以《乐府诗集》扬名于后世。《乐府诗集》共一百卷，内含许多优秀民歌和大量受民歌影响的文人作品，当然也包括“乐府双璧”《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辞》。可以说，郭茂倩编辑的《乐府诗集》，在文学史上贡献巨大。因为这本书的出现，使大量乐府歌辞得以保存和流传，为后人研究乐府诗提供了极大方便，它是我国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不过，现在来看《乐府诗集》，其在编撰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也因此给后人留下不少难解之谜。首先在编排次序方面，《乐府诗集》将每一种曲调的“古辞”放在前面，后人的“乐府旧题”列于后面。这种编次方式固然有助于读者将“古辞”与后人“乐府旧题”进行比对，但也导致读者对“古辞”原貌产生了误解。其次，在解题征引的背景和意图方面，由于整理不当，造成语意晦涩不明，这也给读者留下一定的困扰，需要后人进一步的研究和澄清。
清代纪昀《四库全书总目》评价曰：“《乐府诗集·解题》征引浩博，援据精审，宋以来考“乐府”者，无能出其范围。每题以古词居前，拟作居后，使同一曲调。而诸格毕备，不相沿袭，可以药剽窃、形似之失……然卷帙既繁，牴牾难保，司马光《通鉴》犹病之，何况茂倩斯集？”这里的意思，是指《乐府诗集》的编排方式，让同一曲调下不同风格、体式的作品，完整齐备地呈现出来，且不因袭照搬。这样就能够“药剽窃、形似之失”，就是说能够有效的“疗救、纠正”乐府诗中存在的剽窃模仿、只重形似而缺乏新意的弊病，清晰的展现出乐府歌辞的源流演变脉络。当然，纪昀还认为这部书因其“卷帙既繁，牴牾难保”，就是说这部书有一百卷之多，其内容，也就难免会存在矛盾、疏漏之处。比如，谢榛诗话提到的《木兰诗》就是这种情况。
郭茂倩在《乐府诗集》《卷二十五·梁鼓角横吹曲》小序介绍说：“按有歌辞《木兰》一曲，不知起于何代也。”然后在《木兰诗二首》（古辞）诗题下曰：“木兰不知名，浙江西道观察使兼御史中丞韦元甫续附入。”韦元甫，字宣宪，唐朝大臣，曾出任淮南节度使，封彭城郡公，史载其“续作木兰诗”。随之，《乐府诗集》就先后编入了两首《木兰诗》。一首是“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一首是“木兰抱杼嗟，借问复为谁。欲闻所戚戚，感激强起颜”。前一首《木兰》诗，既无诗歌作者姓名，也无诗歌产生的时代，以及来源；后一首《木兰》诗，依诗题下说明附入的，应当为韦元甫所作。但诗题下又说“木兰不知名”，这就给读者造成了困扰：到底是说“木兰”这首乐府诗的原作者姓名失传，韦元甫只是将民间流传的作品收录进集子，还是说“木兰”原作者声名不显，韦元甫因喜爱而主动进行拟作，才让这首诗得以流传？于是，在文学史上留下了近千年的纷争。
我们知道，郭茂倩的《乐府诗集》，是依据《古今乐录》这本书编撰的，而《古今乐录》为南朝陈代沙门智匠所编，却又已经散佚。这样，若“按有歌辞《木兰》一曲，不知起于何代也”这句话，就有了两种解释。第一种情况：是在《古今乐录》中，《木兰》诗没有注明作者及产生的年代，故郭茂倩在《乐府诗集》中特地交代了一句。第二种情况：是在《古今乐录》中，就根本没有《木兰》这首诗，是郭茂倩在别的地方收集到，再补充进去的。或者说，这首《木兰》是唐朝大臣韦元甫在民间找到的，自己又续写，或拟写了一首《木兰》。后人若按这两种解释来断定，就会出现不同的结论：若是第一种情况，那就一定是南北朝期间的作品；若是第二种情况，就有可能是隋唐期间的作品。
那么，谢榛是怎么看的呢？根据诗话的意思，谢榛既然反驳了严沧浪和左舜齐两人的观点，那就说明，他倾向于《木兰》诗是北魏时期的作品。
严沧浪认为，在《木兰诗》中，有“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句，就很像唐边塞诗的风格，豪迈、奔放，对仗工整，韵律铿锵明亮，似乎“非太白不能道也。”实际上，《木兰诗》中写木兰从军到还家，仅有的六句，即“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其艺术风格兼具刚健雄浑、凝练苍凉、典雅厚重，有似唐人之句。但谢榛认为，据此来判断《木兰诗》通篇的创作时间，不足为凭。因为，其固然有唐李太白的艺术风格，但也并非别人所不能道。退一步说，倘若这几句就是唐人所创，但也不能排除后期文人，对原作加以锤炼的可能。况且，通观《木兰》全诗，就有着一种简单质朴的美，就像未经雕琢的璞玉，仍未脱汉乐府之朴拙，具有口语化的风格。由此，谢榛才反对严沧浪的判断，认为“通篇较之太白，殊不相类”的观点。
左舜齐认为：“况有‘可汗大点兵’之句，乃唐人无疑。”可汗，蒙古高原游牧民族高级政治体首领的称谓。左舜齐认定“可汗”为唐代专属称谓，用诗中“可汗点兵”一事，来判断《木兰诗》是隋唐时代的作品，实际上，这也是不负责任的态度。谢榛认为：“魏太武时，柔然已号‘可汗’，非始于唐也。”这里的“柔然”，是指柔然族，源于东胡族，附属于拓跋部，主要游牧在鄂尔浑河与土拉河流域。在四世纪中叶时，他们就自称为“柔然”；到了五世纪初，柔然首领社仑就迁居漠北，合并了附近的部落，并组成联盟。随之，在北魏天兴五年，即公元402年，建立了柔然汗国。在建号时，其首领社仑就自称为“丘豆伐可汗”。实际上，北魏本身也是由鲜卑拓跋氏建立的，其首领也都称之为“可汗”。虽然北魏后来推行汉化改革，将最高统治者改称为皇帝，但在当地民众的口中，还是习惯于沿用“可汗”这一旧称，说“可汗大点兵”也很正常。这就好像现代没有了皇帝，但民间对最高领袖仍偶以“皇帝”称之一样。也因为如此，在《木兰诗》中，后面还会有“归来见天子”的说法，存在着“可汗”与“天子”并称的现象。由此，谢榛才认为左舜齐的说法不足据，有穿凿附会之嫌。
总之，谢榛在这段诗话中的判断，是依照主流的观点来说的，即认为《木兰诗》的作者，应当来自民间的无名氏，而创作年代则在北朝末期，也就是在南朝陈沙门智匠所编的《古今乐录》这本书出现之前。而诗中之所以出现一些南北朝时期所不具有的字、词、诗句，也是因为《木兰诗》在传唱的过程中，后人不断地进行修饰、完善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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